以哲學玩世，以智慧嫉俗

哲學是甚麼來的？

這一問，向外有助追尋出哲學於世界的位置和價值，向內有機試探出自己對哲學的感情和關係。內外相觀照，可以更清楚在哲學人生路上進退和取捨之道。

人，總會感到虛無，愛智慧、愛哲學、喜歡深刻思考的人尤甚。倘若妳/你真的明白它，並懂得善用它，虛無於人，也可以是有益的---問題是，現今哲學出現了嚴重的異化、建制化和去人化，變成一些只有圍內人才關心的課題，於個人於世界而言，失去了應有的意義。不是嗎？我們的社會越來越反智，連有識之士和輿論權威，也不求甚解，尋根究底，如非哲學被矮化，被邊緣化，甚或缺了席，還會是甚麼緣故？那哲學圈中人何以視若無睹似的？部分原因想是教研工作太沈重，有心人無暇及乏力兼顧，但更根本的原因可能是：哲學---現時大學分科的模式，生產知識的方法(如寫論文的格式)，以至論功行賞的指標都設限太多，慣用的學術性/邏輯性語言又側重純理性的表達---跟現實的人、人生和人生境況，關係變得很疏離；哲學討論/論文寫作的語言系統又不易理解，遑說給人touching的感覺，哲學的活動範圍自然限於象牙塔少數學系之內---這樣說，當然不是要全盤否定現今哲學工作者對學術和對社會的貢獻。

曾經有一個關注基層權益、唸了個哲學碩士學位回來的朋友跟筆者閒聊，提及某外國學者對Rawls的評語：Political Philosophy without Politics。這不是要貶低Rawls，而是想帶出知識越精越專可能產生之問題。比方說，研究政哲，要掌握前人龐雜而博奧的知識寶庫已極不容易，到鑽探得夠深了，思考的線/進路和可動用的知性資源，便很難跳出自己熟悉的範圍(框框)。再說，政哲的發展，除非跳出象牙塔，否則，還得按學術界對知識的規格和要求，走理論化之路，追求普遍性，崇尚客觀抽離，排拒主觀才是專業；被研究/指涉的對象，總會被客體化(或量化)，剝去了主體性的經驗部分。政治、社會和人的特性、複雜性和辯證性，難以被政哲理論吸納和統攝，難免遭排除或忽視(應否吸統又是另一問題)。經過千錘百鍊，政哲自成一個穩定的、自給自足的知識體系，卻少/不食人間煙火，在現實政治之中，也就失去介入的可能。

是故，除了學院哲學，我們更需要學院以外的哲學(簡單二分只為了方便討論)。前者像純科學，後者像科技產品，是科學的應用，二者互相補足。要哲學用於世、普及化，將其知識變成一種嗜好推而廣之，或變成心靈雞湯般，跟宗教界搶生意並無不可。但更進取更有意義的是，將哲學社運化，像張五常過去二三十載在本地散播市場原教旨主義那樣，把哲學從社會邊緣位置推至中心地帶，扭轉哲學是小眾玩意或不切實際的偏見。那哲學需要甚麼？在批判精神之外，它要有穿透性，觸動到人心，牽動到情感，挑起反思/省，進而追求自我完善的生命/社會；它要有跨越性，足以突破不同學科的藩籬，發揮融會貫通之效，防範/止知識霸權獨大(例如科學管理主義)；它也要有社會性，提供價值層面的思考資源，透過對統治階層和既得利益者的持續批判(例如跨國金融集團對世界各地人民的剝削)，導引社會政策的制定方向，促使文明有更人文更均衡的可持續發展。

但單單如此還未夠，哲學不只屬於理性，也有其感性的部分。畢竟，理性思考本身，需好奇心去推動。人會層層追問下去，是因為他有此種心理訴求或情感衝動。但現時社會有一個大問題：常人那顆求知的心似乎麻木了，對家庭和飯碗以外的事，沒興趣也沒時間去理。(求取知識和跟親朋分享知識的樂趣也就沒有了)是故，推廣哲學除了動人以理，亦要動之以情，而且要是深刻的、高尚的思想感情。這樣哲學便要比現在更能感動人，感化人，讓人有所感知(例如用藝術語言/方法使人有所領/體會)。它自己首先要重視「人」，不止論述和模塑廣義上的人，也得down-to-earth地以人為本，從象牙塔講壇走下來，不再高高在上論斷是非，而是從一般人的角度出發，將理論扣緊現實人生的處境，勾劃宏觀和微觀並重的理想生存圖像，讓人們有共鳴，有內在轉變，有實際行動。

或許妳/你仍會懷疑：一般人真的需要哲學？需要的，只不過，大家被唯利是圖的消費主義洗了腦，誤以為物慾/質是一切，迷頭迷腦地苦苦追尋，但當真正面對自己的時候(通常是失敗挫折時，或到了人到中年苦無出路的心理關口)，人，還是會感到虛無，還是會追問生命意義，尋求心靈上的終極慰藉。這慰藉，不求諸哲學，也求諸宗教。

無疑，這番道理太理想化，可行性存疑。但倘若我們相信西西弗斯，問題便不在於烏托邦會否出現，而在於該往何處尋找那座山，那塊石，那個我。須知道，我們身處的世界，那種荒謬，已非卡繆所能想像。我們談不上害怕/抗拒無止境的徒勞，而是連該為甚麼而去徒勞也不知(這或許是很多人感到苦惱的原因)。是的，除非相信耶和華，否則，我們注定一無所有---嚴格來說，連有無也談不上。我們不知為何/不由自主的來到這世界，經過一輪搞作，然後徹底消失。我們可以有的，可以追求的，勉強算有點意義的，唯有當下，包括當下對過去的記憶片斷(過去真的不是夢?)，以及當下往未來的有限延伸(未來真的會來臨？)。但當下是甚麼一回事呢？它其實是一堆混雜的感覺。所謂生存，不過是感覺的一次長途旅行。所謂人生，不過是一次又一次感覺起伏在質量上的總和。我們可以做的只是盡力讓自己處於所謂快樂/喜悅/舒暢的境地，相當虛無飄渺，但只要未化為烏有(或失去自我意識)，感覺的旅程還是很實在的，我們多少也要為其付出。然而，就算不熟佛理，不曉得叔本華為何許人，憑日常生活經驗，我們還是會知道快樂比痛苦短暫(笑得久牙較會痛)，失去比擁有容易(擁有預設失去)。這是人類的共同命運。在這種殘酷的生存境況下，我們是一樣的可憐，我們應該做和可以做的是相濡以沫，於大自然中，於形形色色的精神/藝術性活動中(簡稱A)，求取僅有的樂趣。偏偏現在的科技文明，誘導/唆使我們無止境地追逐物質享樂(用物質去換取本來可以用A也取得到，甚或取得在質量上都更優勝的愉悅，當然不環保)，更糟糕的是，因物質有限，要滿足無窮物慾，人世間的紛爭劇增，自私、貪婪和醜惡的人性加倍地釋放出來，使得本已不易活得好的人生，更難熬。這不是很可笑，很荒謬嗎？

不少人都說過，哲學(人)要有人文關懷。但這還未夠。若從人類共同命運的角度去想，關懷這回事，始終隔了一重，是從一個他者/旁觀者的身分角度，去向被關懷者伸出同情之手，相當精英，頭上彷彿有一個自我感覺良好的道德光環。當然，我們可以根本地否定這種悲劇性命運，可以沈迷在互相掠奪/殺戮的名利遊戲中直至老死，也可以憑著努力和運氣過獨善其身的安穩生活。但一旦有所悟，開啟了哲學共感之大門，便明白人最值得做的是減少世間不必要的惡/苦痛，而非迷信甚麼有競爭才有進步，結果將損人利己的行為合理化和普及化，自己卻難以心安和心靜。我們和其他人的距離可以大大拉近，心靈彷彿緊密地靠攏起來，小我漸漸擴充為大我(天人合一了乎？)，卻又辯證地保持了一己的主體性和獨特性。哲學的推廣和實踐，在這時候，便不再背負打救世界的英雄主義色彩(連荒謬的英雄也不用當)，而是再普通不過的一種「自利」行為，希望盡一己之綿力使世界變好些，讓同樣被造物主播弄的妳我他，活得自在些(抱著嬉戲心態當做跟造物主開玩笑亦無不可，誰叫祂弄得我們經常哭笑不得)，如此而已。


哲學人民
鄧堅如

當經濟學碰上哲學---論獅子山學會的封閉陳述

獅子山學會服膺新自由主義，提倡市場有自我糾正的功能，會有效分配資源及很好地為公共利益服務。這種市場原教旨主義思想，自列根時代開始主宰全球的經濟發展。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oseph E. Stiglitz 卻指出，它一直是為某些利益集團服務的政治教條，從來沒有得到經濟學理論和歷史經驗的支持【註1】。金融海嘯爆發，事事唯市場馬首是瞻證明行不通。美國政府打倒昨日的我，全力救市，格林斯平更直認今是而昨非，都狠狠戮破「市場較政府為佳」的神話。事實擺在眼前，獅子山學會作為論政團體，要對自己宣揚的思想負責。一月一日信報社評提出的種種疑問：


首先，自由經濟、政府不干預及由市場自我監管的模式，是否在金融海嘯衝擊下變成明日黃花，而人類的貪婪，是否令自由市場變成弱肉強食、以大欺小的騙局，必須由政府以強力介入干預，以及巨細無遺的監管，方能保障最大多數人的利益？

其次，金融創新到底是促進資本主義發展、令更多投資者可以致富的正道，還是一小撮金融業精英可以借此循環套利、把財富集中在一小撮人手中的玩意？金融創新帶來的金融業蓬勃，是否會令貧富差距更加惡化、沒有資本的草根階層更難翻身？

還有，國際資本的流動，大型金融機構在資本市場的壟斷地位，令發展中國家要時刻提防金融危機，開放市場，令發展中國家享受到資金自由流動的好處，但有些國家即使借助國際資金建立起強大的經濟實力之後，只要國際金融市場有風吹草動，這些國家仍會受到重創，其中南韓是其中一個典型例子；至於其他實力較次的弱國，在國際金融巨頭的操控下，連基本的競爭力也無法維持，貧富懸殊在國際社會也愈來愈明顯。


矢矢中的，他們該針對性回應。若堅持己見，不能老是拉雜空談，要切實論證單靠市場力量處理經濟難題，淨效益最大，而且合乎羅爾斯(John Rawls)的正義原則，能優先保護弱勢基層市民的生計和權益。否則，便要反求諸己，修補自身理論之漏洞。可這個自詡為智庫的組織兩樣都沒幹。連索羅斯等市場人士及克魯明等經濟學翹楚狠批市場太自由太放任，他們也置若罔聞，只是繼續找政府碴兒，批評她介入市場，似乎批評得越多，自己就越正確。用的是一套自圓其說的封閉陳述【註2】，當中不乏無可否證的曖昧言辭和片面展示市場要多好有多好的例子。中心思想是市場至上，政府勿干預。海嘯淹沒全球，他們就和美國極右勢力的口徑一樣，把禍害源頭簡單歸結為美國政府七十年代的扶貧政策。美國政府救市遇阻滯，便馬上「抽水」，斷言她嘗到干預惡果。總之，他們執住「市場好/政府壞」的教條，堅拒承認自由放任的市場有先天缺陷，縱有缺陷，也歸咎於政府。敵我分明，不容中間著墨。這種兩極化的思維，把市場想像成一個個體，再一刀切地斷絕政府和市場有不同形式的合作空間，否定政府可因時制宜，因勢利導，跟市場中人策略性地互動，充分展現這幫人意識形態蓋過理性思辯的論政特色。 現在探討該學會一些慣常弊病：


(A)其行政總監王弼反問批評者：「但我們就因此可以定論自由經濟是完全失敗嗎？」【註3】

(B)其經濟研究員黃健明則說：「由於市場主導的經濟制度無法解決經濟周期的問題，不少意見因而理所當然地認為反其道而行—政府加強干預，問題便能迎刃而解。」【註4】

(C)其經濟研究員謝毅亦說：「由於金融海嘯源於美國，而後者一向以資本主義自居，世人因此認定資本主義是今次危機的罪魁禍首，繼而轉投「大政府」的懷抱......」【註5】


在號稱世上經濟最自由的香港，輿論其實集中批評新自由主義所催生的「放任市場」，未聞「政府加強干預，問題便能迎刃而解」此等盲目樂觀或「自由經濟是完全失敗」這種否定資本主義的陋見。獅子山學會反駁這些來歷不明的言論，叫做打稻草人，是一種轉移視線的伎倆，既避開足以令其立場站不住腳的質疑，又可乘機大發議論，批評一些蹩腳的假想敵來塑造自己的權威形像。另一種伎倆是字裡行間的失實誤導。譬如謝毅在《2008年全球往左走》中把各地政府的救市行動貼上「赤化」的標籤，訴諸讀者的恐共心理，彷彿社會主義快要復辟，取代市場經濟。但政府注資問題企業為何不可以是臨時應急措施呢？他就是不講清楚。


其實，「國有化」以至「赤化」的意思，理應給予經濟哲學的解釋，不可濫用。但謝毅等人經常連基本概念也搞不清楚，要他們做好語理分析更加困難。像《重新認識自由市場》一文，謝毅甫開首即說「幾乎所有人都將責任歸咎於市場」，便將「放任市場」和「市場」混為一談。可能他認為市場便是市場，無自由和放任之分。市場自由總是越多越好。只要政府不插手，市場運作自如，縱使出岔子，無形之手終會把事情擺平。金融海嘯的成因，在於美國政府沒依足教科書指示去做。現在更重蹈覆轍。教科書沒錯，佛利民更沒錯。千錯萬錯是政府的錯---若謝毅等人這般認為，便表明他們迷信教科書到了一個罔顧現實的地步，只選擇性地閱讀世界，擷取一些對自己立場有幫助的資料理據來盡情發揮，人家對放任市場的種種有力批評，就充耳不聞，不當一回事。另一個可能是，將讀者視線從聲名狼藉的「放任市場」【註6】轉移至形像較好的「市場」，弄模糊問題的焦點，淡化對前者的批評。明明自己離題，卻反過來嘲諷批評者不諳經濟，要教他們「重新認識自由市場」云云。這叫偷換概念，乃如假包換的詭辯。姑勿論哪種可能，都不是一個時事評論員/組織該犯的錯誤。


過去很長時間，本港經濟順境，新自由主義拿這個現成例子，加上佛利民的生招牌，到處宣揚市場自由為因繁榮為果的經濟學陳述，給予香港的成功故事一種「好使好用」的簡便解釋【註7】。此陳述撇除了殖民地和冷戰時期的獨特歷史脈胳，把多元的、豐富的和環環相扣的現實世界元素，簡化為一種經濟向度，推出一個百搭的、二元對立的及因果關係分明得過分的思考框架---非大市場小政府，即大政府小市場---處理各種社會、經濟及民生議題，結論總是政府介入市場有害無益。它還有兩道板斧：

一，空泛欠實據但容易上口的文宣言辭，例如「有競爭便有進步」(有競爭不能推出有進步)，或「世上沒有免費午餐」(福利和權利如何劃分？援助弱勢社群與否各有社會代價，如何比較？)；

二，大量由美國右派學府及智庫生產的、富意識形態色彩的研究結果【註8】，作為後盾(美港兩地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模式和體質迥異，為何他們的在地研究可原封不動套用在香港身上？有何方法學的根據？他們從來沒有解釋)，再以科學理論的包裝，吸引大批忠實信徒，當其免費宣傳大使。

經過多年推廣，「市場至上」取得指導社會發展的話語權，宰制著特區施政。但它其實有很多想當然的成分，未經推敲，例如：繁榮是否一面倒可取？有沒有限度？有何代價？代價由誰承擔？追求過程中可有違反社會公義？社會公義是否總要為經濟增長而犧牲？此外，甚麼是政府的本質？她要保障的各種社會價值，牟利至上的私人企業(譬如領匯)真的能照顧得更好嗎？所謂「大」市場和「大」政府按何準則來界定和劃分？第三部門又可會是市場以外另一個能有效督促政府做得更好的選擇？市場的信徒對此種種不感興趣，亦不會斟酌各方損益，卻整日拿「市場自由」和「繁榮」做擋箭牌，合理化一切等同剝削的「有錢賺到盡」商業行為。這種劣質思想，充分體現在香港各種關乎全民福祉的政府政策中，產生的惡果是：大資本家可為所欲為，壓榨民脂民膏，掠奪社會及地區的文化資源，使貧富懸殊的程度跟發展中國家看齊，亦嚴重破壞整個城市的多元性和本土性，加劇其人工化、大型商場化及主題公園化。一般市民的生活壓力在惡性競爭中有增無減，工作以外的日子不是愈加困難，便是愈加空洞和貧乏。


獅子山學會如何反駁呢？他們認為貧富懸殊根本不是問題。謝毅曾經以自己為例，說明港人「只要腳踏實地，努力工作，不用多少年，就可進身中產，兼助家人脫貧。」【註9】這顯然犯了以偏概全的謬誤。貧富懸殊涉及社會及人力資源嚴重錯配及發展失衡等複雜問題，不是正常和健康現象，亦不是靠個人努力打拼便輕易解決得了的問題。即使有少數成功例子，但那些失敗的大多數又如何？社會日趨成熟、大財團擴張無道和科技突飛猛進，都大幅裁減庶民的就業機會，過去模式已不可行，否則，政府今年也不會為大學畢業生的前途而憂心。那謝毅他們再怎樣回應？他們會說「透過不斷改進，市場將會愈趨完善，對各方都有利」【註10】。一切不良現象都是暫時性的，市場會自行糾正。但我們憑甚麼相信此講法？他們陳述中的毛病，先前已剖析過，根本不足以支持其立論。事實上，他們從沒有釐清「完善」的意思，使其空洞含糊得有無限的詮釋可能。若情況一直未改善，由於他們沒作出過具體承諾，故仍可厚著臉皮推說時機未到，又或推說是政府干預才令市場失效。總之是死無對證。只要不明確指出怎樣的反例才構成否證，他們永遠可以自圓其說，如同沒設期限的宗教預言一樣，無可驗證，「愈趨完善」永遠不會被推翻。所以，明明隨著金融自由化遍及全球，各地經濟危機急增；明明金融海嘯像一個全球有份參與的大型實驗，測試出自由市場的烏托邦害人不淺，「市場至上」神話破滅；他們還可以開脫。因為，新自由主義是一種「宗教」信仰，不是科學。科學要有被否證的可能。它沒有。

【註1】《新自由主義終結？》2008-07-09 信報
【註2】可參考《李天命的思考藝術》終定本第136頁的《論封閉系統》。
【註3】刊於2008年10月6日信報的《自由經濟 錯在你令世界太繁榮》
【註4】刊於2008年11月10日信報的《政府干預無助平穩經濟》
【註5】刊於2008年12月29日信報的《2008年全球往左走》
【註6】金融海嘯的罪魁禍首---一班華爾街投行高層---獲巨額的離職賠償。王弼在《拆解衍生工具陷阱》(2008年9月29日，信報)中，毋視市場賞惡罰善，還認為它在伸張正義。
【註7】華威大學政治經濟學名譽教授Robert Skidelsky在《別了，新古典主義革命》中指出：「除少數天才之外，大多數經濟學家都是配合現狀來為自己的一些臆斷設定框架，然後授予這些臆斷永恒真理的光環。」
【註8】據趙耀華教授在2008年10月29日明報的《反思市場原教旨主義》中引述，克拉克獎得主兼《怪雞經濟學》作者史蒂芬·列維特(Steven Levitt)指出，不少芝加哥學派中人帶著意識形態從事經濟學的研究工作。
【註9】《愛拼才會贏》謝毅 2008年10月29日 AM730
【註10】《自由貿易萬歲》謝毅 2008年11月26日 AM730


作者：哲學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