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怎樣的社會？—給練乙錚先生的信
信報
P38 | 文化．讀書 | 書話 | By 哲學人民 2009-10-24
練先生：
您好。冒昧寫信給您，是因為讀了《香港──練乙錚文集II》關於最低工資的章節，有些淺見想跟您分享。
有別於鼓吹放任市場的人，先生雖深受自由經濟思想之薰陶，但不會囿於「凡政府介入市場皆要不得」的教條，對廣大弱勢群眾更有一份關切之情。您說過，這跟您年輕時做過基層工作的體驗有關。是故，您反對最低工資──但倡議負入息稅等補貼低收入人士的方法──理由也是從弱勢社群的利益角度出發。您強調「勞動力市場是自由經濟最關鍵環節，勞資關係是資本主義經濟的核心關係，不可隨便觸動、干預」，並用經濟學分析，推出最低工資對他們反為不利的結論。本地經濟學者及為數不少的評論員都有類似講法，不同的是，先生善於結合理論和現實，尋找社會病源，對症下藥；他們就近乎本能地反對政府干預，認定最低工資之類政策干擾市場價格，導致市場信息混亂，資源錯誤投放，效率受損。他們彷彿不知道，現實世界根本找不到教科書中的完全競爭市場；金融海嘯禍國殃民，亦源於美國朝野迷信市場有自我調節功能，沒做好預防工作。至此，我們沒理由不通盤考量「無形之手」的長短功過，繼續把市場的效用神話化。何況，干預這回事早就存在。數干預最嚴重，對社會元氣及經濟活力折損最大的，莫過於高地價政策。那些手執輿論機器之人（如獅子山學會）卻視若無睹，只曉得把矛頭指向最低工資。這種在客觀效果上具針對性的做法，如非雙重標準，便是基於對既得利益者的維護而作的文宣攻勢了。
世界只被理解為經濟場域
不知先生可會同意，本地經濟學論者喜歡抽空社會的經濟結構及發展脈胳，獨獨將最低工資跟就業情況扣連和對立起來，避談其他可能性──例如整全的殘疾就業和福利政策──便把僅僅可能會增加失業的責任，全算在最低工資頭上，放大了該政策的負面影響。他們也從來沒有解釋過為何社會的政策都要以經濟理性為先，彷彿這世界只能被理解為經濟場域，其他同時並存的屬性毋須考慮。這自然是以偏概全。須知道，合乎經濟學推論（他們引用的大多是美國的實證研究結果，有多適合套用在香港身上總不加深究）的事，不等於政治、文化或道德上可取。何況，經濟學界內派系林立，鮮有共識，我們更沒理由隨便接納僅僅是某一種學派的思想作為解決現實問題的獨步單方。像最低工資，固然屬經濟範疇，但同時可以是一項公共福利政策，甚或一種防治無形之手胡為的補救措施──這隻「手」既能製造機會讓金融權貴為所欲為，催生大海嘯，在勞動力市場自然能縱容（大）商家恃強凌弱，用「你唔做大把人做」這種話脅迫工人接受剝奪其尊嚴的超低工資。不同的是，工人受壓榨，不會像泡沫爆破那樣轟動全球，引起關注。
超長工時 難有心力進修
受壓迫者只有默默忍受，他們根本沒有經濟學者掛在口邊的議價能力，社會發展空間的閉塞亦否定了從（超）低（薪）做起的可能（故《壹周刊》的壹觀點指最低工資為最致命的剝削乃罔顧現實的指控）。這是他們本身不長進不勤加增值不與時並進的錯嗎？且不說微薄收入及超長工時之下他們沒可能有金錢和心力去進修，他們之所以陷於困境，難道不是因為政府長期施行偏袒或縱容大商家之管治政策所造成的嗎？這些市場的「輸家」，有原本做小買賣的商販，被以本傷人的超市及便利店集團趕絕；有靠一門手藝自食其力的「手作仔」，被市建局和大地主聯手轟走；有職業司機受盡油公司及車主壓榨，鐵路及巴士公司夾攻，為了糊口被迫超時工作，弄壞身子，甚至因而發生意外……數之不盡的技工及個體戶，因社會要「發展」要「進步」要走知識型經濟之路，從本業中給篩走，被迫進入低技術勞工市場，進一步拉低有關工種的薪金。在經濟學者眼中，這是巿場正常運作下人力資源新陳代謝的過程。
大多數人活得像機器
但追求「發展」和「進步」究竟是為了什麼的呢？經過科網股熱潮及金融海嘯，我們理應更清楚以資訊科技及金融業為代表的知識型經濟，它不但沒有為社會創造實質財富，更將大多數人的財富轉移到少數人手裏──過去幾年大量熱錢流入，炒旺樓市及股市，造成經濟復蘇的景象，但除了相關行業受惠外，一般市民根本感受不到好處，還要直接或間接承受租金飆升之苦，貧富懸殊才會加劇。這現象亦宣告「先做大個餅再透過涓滴效應令基層市民同受惠」的傳統智慧失效，可見社會發展多年，已到了瓶頸位，市場空間及機會無多，有的是惡性競爭，不是你死便是我亡，極難雙贏。大財團要繼續擴大市場佔有率，牟取暴利（香港崇尚股東利益極大化的營商哲學，什麼社會公義和責任統統不用管），便竭澤而漁，向弱小開刀。領匯是最佳例子。其巨大利潤和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都建基於犧牲公屋居民及小商戶的權益之上。（近月領匯醜聞頻傳，足以否定公營機構私有化提升效率之說，曾在《壹周刊》專欄讚許領匯的蔡東豪，或許仍舊會訴諸業績有可觀增長來為其開脫，但蔡先生能否解釋一下為何我們要接受這種認錢不認人的價值觀？它一旦成為主流思想，又會催生怎樣的社會出來？）換句話說，知識型經濟帶來的進步，只對少數人有益。它用推土機把整個城市的精神和文化面貌變得庸俗醜陋，使社會百病叢生，大多數人活得像機器，或一隻以滿足生理需要為主的動物。而所謂市場失敗者，都不過是這種劫貧濟富及嚴重違反人類心靈需要的進步觀之受害者。這套進步觀，是透過政府的具體政策──例如數碼港及各種金融基建──強行加諸於社會之上（所有政策背後總有一套評定優劣的價值觀）。
政府須維護多元活潑環境
若是反對干預，最先和最需要批評的，不是政府的具體政策──何況反對者大多選擇性針對有損大商家利益的政府干預──而是它從來沒有進行充足、公正及高知識含金量的公眾討論，形成全民共識，再調動各種社會資源予以配合，循序漸進地建設一個美好社會。特區政府一直以來所行的，不論是否假市場之名，都是以大財閥最大利益為依歸的政策，受害的是中下階層。最低工資只是對最弱勢的受害者作出一點補償，縱是干預，也是撥亂反正的干預，有何合乎公義的理由反對？
那麼，怎樣的一個社會才是我們值得追求呢？正如先生於10月15日專欄內指出經濟不再是香港最大問題，下一步要做的必然是探求一個讓最多公民有足夠條件（包括閒暇和修養）發揮個性及所長，實踐自我（而非有最多的錢去不斷消費去滿足廉價欲望）的理想社會。這社會，不會有高地價政策，使遊戲規則一律簡化為「誰付不起高昂租金誰便要消失」，市場競爭十居其九是巨人欺凌侏儒，工作機會、生活及文化的選擇結果買少見少，財雄勢大者為所欲為。這社會，亦不會凡事都以為可以產業化，不會幻想但凡生意和機構都是愈大愈好，政府和公民則曉得共同努力去維護一個多元活潑、百花齊放、讓小本經營者有蓬勃生機的市場及社會環境，並做好公共空間管理、文化保育、財富再分配等工作，貧富不再懸殊。這社會，更不會用一種以狹義「競爭力」為本的進步觀，摧毀一個人敬業樂業的精神、努力和意志，不會把整個城市打造成一個市儈庸俗、沒風格、沒人情味、普遍工作壓力巨大而滿足感貧乏至極的超級大商場和主題公園，只要對方是客人，就算多無理，你都要笑着面對，總之唾面自乾，人的尊嚴毫不重要。具體怎樣做，要靠社會上每一個有心人共同探索和實行，但答案肯定不會在市場和政府這種二元對立的思考框架中尋到。筆者深信，以練先生的識見、熱誠和公義心，一定可以啟迪民智，讓那些自由市場的信徒迷途知返，不再誤己誤人（為大商家服務的宣傳機器例外），大眾會更有能力更有創意和更豐盛地度過自己一生，而非老想着置業和投機取巧。
祝安好！
2009年10月23日 星期五
2009年9月5日 星期六
從《健全的社會》檢視未來發展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27 文化．讀書 書話 By 哲學人民
2009-09-05
從《健全的社會》檢視未來發展
七月初，英國新經濟基金會發表「快樂星球指數」，香港排名八十四，遠低於一眾「落後」國家。獅子山學會的謝毅認為該基金會像莊子寓言裏的人物那樣，自以為懂得辨別誰更快樂，做法可笑。但正如該學會很多評論一樣，謝氏這文章也犯了不該犯的錯誤。他首先便理解錯了有關指數，以為是單純量化不同地區人民的快樂，再作比較，殊不知它展示的是各地運用自然資源來製造快樂的效率。更可笑者，謝毅一面借「子非魚，焉知魚之樂」的典故來批評基金會自以為是，一面又說「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有錢最快樂」，但按其邏輯，他並非其他人，又怎知道其他港人都像他所想那樣見錢開眼呢？這不是自打嘴巴嗎？
快樂指數調查 港人成績欠佳
其實，以快樂指數來評估各地人民的生活質素，並非新鮮事，大規模研究的便有英國萊斯特大學在〇六年公布的全球快樂地圖（World Map of Happiness）。這類調查，總是西北歐或一些相對低度發展的地區名列前茅；香港的成績一般欠佳，本地管治階層最愛仿效的發達國──美國，排名亦很低，與其大國地位毫不相稱。獅子山學會素來反對最低工資、公平競爭法和財富再分配，要求減稅，建議與歐洲福利主義國家的做法背馳。偏偏這些國家長期受人稱許，不就是反證獅子山學會所鼓吹的佛利民思想有違人類的真正需要嗎？作為活躍的論政團體，若不肯承認錯誤，便應針對問題所在，據理反駁。現在，學會中人視若無睹，繼續用一套被金融海嘯證明了徹底失敗的市場至上論分析世情，根本是掩耳盜鈴。同情地了解，這些自由市場的信徒，着眼的是經濟數字，並假設一個地區愈繁榮，人民愈快樂。可這種假設顯然不成立。面對人家用快樂指數提出質疑，他們只能像謝毅那樣批評它太主觀。這種空洞的反駁，只反映他們無知，只懂將主流經濟學的觀點教條化，用封閉的理論詮釋這個複雜又多元的現實世界。
希臘哲人推崇節制的享樂
怎樣無知呢？謝毅或許未聽過古希臘哲學家伊壁鳩魯如何分析快樂，自然更不曉得在《緩慢》一書中，連米蘭昆德拉也援引其獨到見解：只要可以避開痛苦，我們就會快樂。伊壁鳩魯推崇的是謹慎而節制的享樂。若嫌這太難適用於都市人身上，看看佛洛姆的《健全的社會》，會更有啟發性。書中，佛洛姆以心理學知識深入剖析資本主義社會的人為何總是不快樂，根據的是他對人類客觀需求的理解。他認為人須以一種愛的方式來跟他人建立連結關係，這樣才能在感受自己是群體一部分的同時，保有自己的完整性。人亦需要感受到自己是行動和力量的主體，從而產生自我的認同感，感受到他是一個人。但資本主義社會呢？它只會在人與人之間製造敵意和不信賴感，並將人轉變成只會利用他人，為自己利益打算的工具，這更進一步會剝奪他的自我感受，異化為一部機器。主流經濟學假設人們透過消費，透過滿足欲望而獲得快樂。但佛洛姆指出，這種享樂的功用僅是壓抑他對自己不快樂的感覺。人們試着節省時間，又熱切地想把省下來的時間花掉。他們很高興又平安無事地過了一天，卻非歡歡喜喜地迎接新一天的到來。因為，他們感受不到和世界有生產性的關係，自覺是可有可無的小螺絲釘。
需要重新反省價值觀
根據佛洛姆的分析，香港人不快樂很正常。有人馬上會說，社會健不健康是其次，最重要的還是搞好經濟。但搞好經濟，人們依舊不快樂又如何？香港可是一個富裕城市，經濟不應該是其首要難題。她應該以其財富，發展精神文明，提升全民的生活質素。現在仍有這麼多人坎坷過活，中上階層則終日為工作而忙，活在壓力中，精神空虛而疲累，便說明我們一直以來的發展模式有重大缺陷。香港最大的問題其實並非基層市民的競爭力不足。一個敬業樂業的工人或小商販，其對社會的貢獻，難道低於一群靠炒賣所謂金融創新產品而發財的投行高層或大企業ＣＥＯ嗎？前者之所以給人看扁、備受剝削，只因我們的社會文化結構以人工高下，或付得起高昂租金與否來論英雄。主流經濟學論述更大力箝制政府糾正放任市場的錯誤，讓大資本家全方位剝削一般市民，使財富高度集中在少數人身上。早前，中大學生會發表的《告全港市民書》對此已有精闢分析，不贅。總之，在高地價政策的經濟格局下，搞西九也罷，搞六大產業也罷，本質上都只會是地產項目，最大得益者是資本雄厚、號令市場的大財閥大集團，以及一班替其服務的專業人士。中下階層在繳付沉重的變相地產稅後，分享到的好處相當有限。市民生活困頓的老問題根本得不到正視，更難望解決。
倘若想香港發展為一個健全社會，那便需要重新反省我們的價值觀，究竟應該令財富分配得更均勻，抑或繼續事事以促進經濟發展──實際上是大地產商的利益──為先，到頭來貧富懸殊愈來愈嚴重，人活得越來越不快樂。
P27 文化．讀書 書話 By 哲學人民
2009-09-05
從《健全的社會》檢視未來發展
七月初，英國新經濟基金會發表「快樂星球指數」，香港排名八十四，遠低於一眾「落後」國家。獅子山學會的謝毅認為該基金會像莊子寓言裏的人物那樣，自以為懂得辨別誰更快樂，做法可笑。但正如該學會很多評論一樣，謝氏這文章也犯了不該犯的錯誤。他首先便理解錯了有關指數，以為是單純量化不同地區人民的快樂，再作比較，殊不知它展示的是各地運用自然資源來製造快樂的效率。更可笑者，謝毅一面借「子非魚，焉知魚之樂」的典故來批評基金會自以為是，一面又說「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有錢最快樂」，但按其邏輯，他並非其他人，又怎知道其他港人都像他所想那樣見錢開眼呢？這不是自打嘴巴嗎？
快樂指數調查 港人成績欠佳
其實，以快樂指數來評估各地人民的生活質素，並非新鮮事，大規模研究的便有英國萊斯特大學在〇六年公布的全球快樂地圖（World Map of Happiness）。這類調查，總是西北歐或一些相對低度發展的地區名列前茅；香港的成績一般欠佳，本地管治階層最愛仿效的發達國──美國，排名亦很低，與其大國地位毫不相稱。獅子山學會素來反對最低工資、公平競爭法和財富再分配，要求減稅，建議與歐洲福利主義國家的做法背馳。偏偏這些國家長期受人稱許，不就是反證獅子山學會所鼓吹的佛利民思想有違人類的真正需要嗎？作為活躍的論政團體，若不肯承認錯誤，便應針對問題所在，據理反駁。現在，學會中人視若無睹，繼續用一套被金融海嘯證明了徹底失敗的市場至上論分析世情，根本是掩耳盜鈴。同情地了解，這些自由市場的信徒，着眼的是經濟數字，並假設一個地區愈繁榮，人民愈快樂。可這種假設顯然不成立。面對人家用快樂指數提出質疑，他們只能像謝毅那樣批評它太主觀。這種空洞的反駁，只反映他們無知，只懂將主流經濟學的觀點教條化，用封閉的理論詮釋這個複雜又多元的現實世界。
希臘哲人推崇節制的享樂
怎樣無知呢？謝毅或許未聽過古希臘哲學家伊壁鳩魯如何分析快樂，自然更不曉得在《緩慢》一書中，連米蘭昆德拉也援引其獨到見解：只要可以避開痛苦，我們就會快樂。伊壁鳩魯推崇的是謹慎而節制的享樂。若嫌這太難適用於都市人身上，看看佛洛姆的《健全的社會》，會更有啟發性。書中，佛洛姆以心理學知識深入剖析資本主義社會的人為何總是不快樂，根據的是他對人類客觀需求的理解。他認為人須以一種愛的方式來跟他人建立連結關係，這樣才能在感受自己是群體一部分的同時，保有自己的完整性。人亦需要感受到自己是行動和力量的主體，從而產生自我的認同感，感受到他是一個人。但資本主義社會呢？它只會在人與人之間製造敵意和不信賴感，並將人轉變成只會利用他人，為自己利益打算的工具，這更進一步會剝奪他的自我感受，異化為一部機器。主流經濟學假設人們透過消費，透過滿足欲望而獲得快樂。但佛洛姆指出，這種享樂的功用僅是壓抑他對自己不快樂的感覺。人們試着節省時間，又熱切地想把省下來的時間花掉。他們很高興又平安無事地過了一天，卻非歡歡喜喜地迎接新一天的到來。因為，他們感受不到和世界有生產性的關係，自覺是可有可無的小螺絲釘。
需要重新反省價值觀
根據佛洛姆的分析，香港人不快樂很正常。有人馬上會說，社會健不健康是其次，最重要的還是搞好經濟。但搞好經濟，人們依舊不快樂又如何？香港可是一個富裕城市，經濟不應該是其首要難題。她應該以其財富，發展精神文明，提升全民的生活質素。現在仍有這麼多人坎坷過活，中上階層則終日為工作而忙，活在壓力中，精神空虛而疲累，便說明我們一直以來的發展模式有重大缺陷。香港最大的問題其實並非基層市民的競爭力不足。一個敬業樂業的工人或小商販，其對社會的貢獻，難道低於一群靠炒賣所謂金融創新產品而發財的投行高層或大企業ＣＥＯ嗎？前者之所以給人看扁、備受剝削，只因我們的社會文化結構以人工高下，或付得起高昂租金與否來論英雄。主流經濟學論述更大力箝制政府糾正放任市場的錯誤，讓大資本家全方位剝削一般市民，使財富高度集中在少數人身上。早前，中大學生會發表的《告全港市民書》對此已有精闢分析，不贅。總之，在高地價政策的經濟格局下，搞西九也罷，搞六大產業也罷，本質上都只會是地產項目，最大得益者是資本雄厚、號令市場的大財閥大集團，以及一班替其服務的專業人士。中下階層在繳付沉重的變相地產稅後，分享到的好處相當有限。市民生活困頓的老問題根本得不到正視，更難望解決。
倘若想香港發展為一個健全社會，那便需要重新反省我們的價值觀，究竟應該令財富分配得更均勻，抑或繼續事事以促進經濟發展──實際上是大地產商的利益──為先，到頭來貧富懸殊愈來愈嚴重，人活得越來越不快樂。
2009年6月21日 星期日
以哲學玩世，以智慧嫉俗
哲學是甚麼來的？
這一問，向外有助追尋出哲學於世界的位置和價值，向內有機試探出自己對哲學的感情和關係。內外相觀照，可以更清楚在哲學人生路上進退和取捨之道。
人，總會感到虛無，愛智慧、愛哲學、喜歡深刻思考的人尤甚。倘若妳/你真的明白它，並懂得善用它，虛無於人，也可以是有益的---問題是，現今哲學出現了嚴重的異化、建制化和去人化，變成一些只有圍內人才關心的課題，於個人於世界而言，失去了應有的意義。不是嗎？我們的社會越來越反智，連有識之士和輿論權威，也不求甚解，尋根究底，如非哲學被矮化，被邊緣化，甚或缺了席，還會是甚麼緣故？那哲學圈中人何以視若無睹似的？部分原因想是教研工作太沈重，有心人無暇及乏力兼顧，但更根本的原因可能是：哲學---現時大學分科的模式，生產知識的方法(如寫論文的格式)，以至論功行賞的指標都設限太多，慣用的學術性/邏輯性語言又側重純理性的表達---跟現實的人、人生和人生境況，關係變得很疏離；哲學討論/論文寫作的語言系統又不易理解，遑說給人touching的感覺，哲學的活動範圍自然限於象牙塔少數學系之內---這樣說，當然不是要全盤否定現今哲學工作者對學術和對社會的貢獻。
曾經有一個關注基層權益、唸了個哲學碩士學位回來的朋友跟筆者閒聊，提及某外國學者對Rawls的評語：Political Philosophy without Politics。這不是要貶低Rawls，而是想帶出知識越精越專可能產生之問題。比方說，研究政哲，要掌握前人龐雜而博奧的知識寶庫已極不容易，到鑽探得夠深了，思考的線/進路和可動用的知性資源，便很難跳出自己熟悉的範圍(框框)。再說，政哲的發展，除非跳出象牙塔，否則，還得按學術界對知識的規格和要求，走理論化之路，追求普遍性，崇尚客觀抽離，排拒主觀才是專業；被研究/指涉的對象，總會被客體化(或量化)，剝去了主體性的經驗部分。政治、社會和人的特性、複雜性和辯證性，難以被政哲理論吸納和統攝，難免遭排除或忽視(應否吸統又是另一問題)。經過千錘百鍊，政哲自成一個穩定的、自給自足的知識體系，卻少/不食人間煙火，在現實政治之中，也就失去介入的可能。
是故，除了學院哲學，我們更需要學院以外的哲學(簡單二分只為了方便討論)。前者像純科學，後者像科技產品，是科學的應用，二者互相補足。要哲學用於世、普及化，將其知識變成一種嗜好推而廣之，或變成心靈雞湯般，跟宗教界搶生意並無不可。但更進取更有意義的是，將哲學社運化，像張五常過去二三十載在本地散播市場原教旨主義那樣，把哲學從社會邊緣位置推至中心地帶，扭轉哲學是小眾玩意或不切實際的偏見。那哲學需要甚麼？在批判精神之外，它要有穿透性，觸動到人心，牽動到情感，挑起反思/省，進而追求自我完善的生命/社會；它要有跨越性，足以突破不同學科的藩籬，發揮融會貫通之效，防範/止知識霸權獨大(例如科學管理主義)；它也要有社會性，提供價值層面的思考資源，透過對統治階層和既得利益者的持續批判(例如跨國金融集團對世界各地人民的剝削)，導引社會政策的制定方向，促使文明有更人文更均衡的可持續發展。
但單單如此還未夠，哲學不只屬於理性，也有其感性的部分。畢竟，理性思考本身，需好奇心去推動。人會層層追問下去，是因為他有此種心理訴求或情感衝動。但現時社會有一個大問題：常人那顆求知的心似乎麻木了，對家庭和飯碗以外的事，沒興趣也沒時間去理。(求取知識和跟親朋分享知識的樂趣也就沒有了)是故，推廣哲學除了動人以理，亦要動之以情，而且要是深刻的、高尚的思想感情。這樣哲學便要比現在更能感動人，感化人，讓人有所感知(例如用藝術語言/方法使人有所領/體會)。它自己首先要重視「人」，不止論述和模塑廣義上的人，也得down-to-earth地以人為本，從象牙塔講壇走下來，不再高高在上論斷是非，而是從一般人的角度出發，將理論扣緊現實人生的處境，勾劃宏觀和微觀並重的理想生存圖像，讓人們有共鳴，有內在轉變，有實際行動。
或許妳/你仍會懷疑：一般人真的需要哲學？需要的，只不過，大家被唯利是圖的消費主義洗了腦，誤以為物慾/質是一切，迷頭迷腦地苦苦追尋，但當真正面對自己的時候(通常是失敗挫折時，或到了人到中年苦無出路的心理關口)，人，還是會感到虛無，還是會追問生命意義，尋求心靈上的終極慰藉。這慰藉，不求諸哲學，也求諸宗教。
無疑，這番道理太理想化，可行性存疑。但倘若我們相信西西弗斯，問題便不在於烏托邦會否出現，而在於該往何處尋找那座山，那塊石，那個我。須知道，我們身處的世界，那種荒謬，已非卡繆所能想像。我們談不上害怕/抗拒無止境的徒勞，而是連該為甚麼而去徒勞也不知(這或許是很多人感到苦惱的原因)。是的，除非相信耶和華，否則，我們注定一無所有---嚴格來說，連有無也談不上。我們不知為何/不由自主的來到這世界，經過一輪搞作，然後徹底消失。我們可以有的，可以追求的，勉強算有點意義的，唯有當下，包括當下對過去的記憶片斷(過去真的不是夢?)，以及當下往未來的有限延伸(未來真的會來臨？)。但當下是甚麼一回事呢？它其實是一堆混雜的感覺。所謂生存，不過是感覺的一次長途旅行。所謂人生，不過是一次又一次感覺起伏在質量上的總和。我們可以做的只是盡力讓自己處於所謂快樂/喜悅/舒暢的境地，相當虛無飄渺，但只要未化為烏有(或失去自我意識)，感覺的旅程還是很實在的，我們多少也要為其付出。然而，就算不熟佛理，不曉得叔本華為何許人，憑日常生活經驗，我們還是會知道快樂比痛苦短暫(笑得久牙較會痛)，失去比擁有容易(擁有預設失去)。這是人類的共同命運。在這種殘酷的生存境況下，我們是一樣的可憐，我們應該做和可以做的是相濡以沫，於大自然中，於形形色色的精神/藝術性活動中(簡稱A)，求取僅有的樂趣。偏偏現在的科技文明，誘導/唆使我們無止境地追逐物質享樂(用物質去換取本來可以用A也取得到，甚或取得在質量上都更優勝的愉悅，當然不環保)，更糟糕的是，因物質有限，要滿足無窮物慾，人世間的紛爭劇增，自私、貪婪和醜惡的人性加倍地釋放出來，使得本已不易活得好的人生，更難熬。這不是很可笑，很荒謬嗎？
不少人都說過，哲學(人)要有人文關懷。但這還未夠。若從人類共同命運的角度去想，關懷這回事，始終隔了一重，是從一個他者/旁觀者的身分角度，去向被關懷者伸出同情之手，相當精英，頭上彷彿有一個自我感覺良好的道德光環。當然，我們可以根本地否定這種悲劇性命運，可以沈迷在互相掠奪/殺戮的名利遊戲中直至老死，也可以憑著努力和運氣過獨善其身的安穩生活。但一旦有所悟，開啟了哲學共感之大門，便明白人最值得做的是減少世間不必要的惡/苦痛，而非迷信甚麼有競爭才有進步，結果將損人利己的行為合理化和普及化，自己卻難以心安和心靜。我們和其他人的距離可以大大拉近，心靈彷彿緊密地靠攏起來，小我漸漸擴充為大我(天人合一了乎？)，卻又辯證地保持了一己的主體性和獨特性。哲學的推廣和實踐，在這時候，便不再背負打救世界的英雄主義色彩(連荒謬的英雄也不用當)，而是再普通不過的一種「自利」行為，希望盡一己之綿力使世界變好些，讓同樣被造物主播弄的妳我他，活得自在些(抱著嬉戲心態當做跟造物主開玩笑亦無不可，誰叫祂弄得我們經常哭笑不得)，如此而已。
哲學人民
鄧堅如
這一問，向外有助追尋出哲學於世界的位置和價值，向內有機試探出自己對哲學的感情和關係。內外相觀照，可以更清楚在哲學人生路上進退和取捨之道。
人，總會感到虛無，愛智慧、愛哲學、喜歡深刻思考的人尤甚。倘若妳/你真的明白它，並懂得善用它，虛無於人，也可以是有益的---問題是，現今哲學出現了嚴重的異化、建制化和去人化，變成一些只有圍內人才關心的課題，於個人於世界而言，失去了應有的意義。不是嗎？我們的社會越來越反智，連有識之士和輿論權威，也不求甚解，尋根究底，如非哲學被矮化，被邊緣化，甚或缺了席，還會是甚麼緣故？那哲學圈中人何以視若無睹似的？部分原因想是教研工作太沈重，有心人無暇及乏力兼顧，但更根本的原因可能是：哲學---現時大學分科的模式，生產知識的方法(如寫論文的格式)，以至論功行賞的指標都設限太多，慣用的學術性/邏輯性語言又側重純理性的表達---跟現實的人、人生和人生境況，關係變得很疏離；哲學討論/論文寫作的語言系統又不易理解，遑說給人touching的感覺，哲學的活動範圍自然限於象牙塔少數學系之內---這樣說，當然不是要全盤否定現今哲學工作者對學術和對社會的貢獻。
曾經有一個關注基層權益、唸了個哲學碩士學位回來的朋友跟筆者閒聊，提及某外國學者對Rawls的評語：Political Philosophy without Politics。這不是要貶低Rawls，而是想帶出知識越精越專可能產生之問題。比方說，研究政哲，要掌握前人龐雜而博奧的知識寶庫已極不容易，到鑽探得夠深了，思考的線/進路和可動用的知性資源，便很難跳出自己熟悉的範圍(框框)。再說，政哲的發展，除非跳出象牙塔，否則，還得按學術界對知識的規格和要求，走理論化之路，追求普遍性，崇尚客觀抽離，排拒主觀才是專業；被研究/指涉的對象，總會被客體化(或量化)，剝去了主體性的經驗部分。政治、社會和人的特性、複雜性和辯證性，難以被政哲理論吸納和統攝，難免遭排除或忽視(應否吸統又是另一問題)。經過千錘百鍊，政哲自成一個穩定的、自給自足的知識體系，卻少/不食人間煙火，在現實政治之中，也就失去介入的可能。
是故，除了學院哲學，我們更需要學院以外的哲學(簡單二分只為了方便討論)。前者像純科學，後者像科技產品，是科學的應用，二者互相補足。要哲學用於世、普及化，將其知識變成一種嗜好推而廣之，或變成心靈雞湯般，跟宗教界搶生意並無不可。但更進取更有意義的是，將哲學社運化，像張五常過去二三十載在本地散播市場原教旨主義那樣，把哲學從社會邊緣位置推至中心地帶，扭轉哲學是小眾玩意或不切實際的偏見。那哲學需要甚麼？在批判精神之外，它要有穿透性，觸動到人心，牽動到情感，挑起反思/省，進而追求自我完善的生命/社會；它要有跨越性，足以突破不同學科的藩籬，發揮融會貫通之效，防範/止知識霸權獨大(例如科學管理主義)；它也要有社會性，提供價值層面的思考資源，透過對統治階層和既得利益者的持續批判(例如跨國金融集團對世界各地人民的剝削)，導引社會政策的制定方向，促使文明有更人文更均衡的可持續發展。
但單單如此還未夠，哲學不只屬於理性，也有其感性的部分。畢竟，理性思考本身，需好奇心去推動。人會層層追問下去，是因為他有此種心理訴求或情感衝動。但現時社會有一個大問題：常人那顆求知的心似乎麻木了，對家庭和飯碗以外的事，沒興趣也沒時間去理。(求取知識和跟親朋分享知識的樂趣也就沒有了)是故，推廣哲學除了動人以理，亦要動之以情，而且要是深刻的、高尚的思想感情。這樣哲學便要比現在更能感動人，感化人，讓人有所感知(例如用藝術語言/方法使人有所領/體會)。它自己首先要重視「人」，不止論述和模塑廣義上的人，也得down-to-earth地以人為本，從象牙塔講壇走下來，不再高高在上論斷是非，而是從一般人的角度出發，將理論扣緊現實人生的處境，勾劃宏觀和微觀並重的理想生存圖像，讓人們有共鳴，有內在轉變，有實際行動。
或許妳/你仍會懷疑：一般人真的需要哲學？需要的，只不過，大家被唯利是圖的消費主義洗了腦，誤以為物慾/質是一切，迷頭迷腦地苦苦追尋，但當真正面對自己的時候(通常是失敗挫折時，或到了人到中年苦無出路的心理關口)，人，還是會感到虛無，還是會追問生命意義，尋求心靈上的終極慰藉。這慰藉，不求諸哲學，也求諸宗教。
無疑，這番道理太理想化，可行性存疑。但倘若我們相信西西弗斯，問題便不在於烏托邦會否出現，而在於該往何處尋找那座山，那塊石，那個我。須知道，我們身處的世界，那種荒謬，已非卡繆所能想像。我們談不上害怕/抗拒無止境的徒勞，而是連該為甚麼而去徒勞也不知(這或許是很多人感到苦惱的原因)。是的，除非相信耶和華，否則，我們注定一無所有---嚴格來說，連有無也談不上。我們不知為何/不由自主的來到這世界，經過一輪搞作，然後徹底消失。我們可以有的，可以追求的，勉強算有點意義的，唯有當下，包括當下對過去的記憶片斷(過去真的不是夢?)，以及當下往未來的有限延伸(未來真的會來臨？)。但當下是甚麼一回事呢？它其實是一堆混雜的感覺。所謂生存，不過是感覺的一次長途旅行。所謂人生，不過是一次又一次感覺起伏在質量上的總和。我們可以做的只是盡力讓自己處於所謂快樂/喜悅/舒暢的境地，相當虛無飄渺，但只要未化為烏有(或失去自我意識)，感覺的旅程還是很實在的，我們多少也要為其付出。然而，就算不熟佛理，不曉得叔本華為何許人，憑日常生活經驗，我們還是會知道快樂比痛苦短暫(笑得久牙較會痛)，失去比擁有容易(擁有預設失去)。這是人類的共同命運。在這種殘酷的生存境況下，我們是一樣的可憐，我們應該做和可以做的是相濡以沫，於大自然中，於形形色色的精神/藝術性活動中(簡稱A)，求取僅有的樂趣。偏偏現在的科技文明，誘導/唆使我們無止境地追逐物質享樂(用物質去換取本來可以用A也取得到，甚或取得在質量上都更優勝的愉悅，當然不環保)，更糟糕的是，因物質有限，要滿足無窮物慾，人世間的紛爭劇增，自私、貪婪和醜惡的人性加倍地釋放出來，使得本已不易活得好的人生，更難熬。這不是很可笑，很荒謬嗎？
不少人都說過，哲學(人)要有人文關懷。但這還未夠。若從人類共同命運的角度去想，關懷這回事，始終隔了一重，是從一個他者/旁觀者的身分角度，去向被關懷者伸出同情之手，相當精英，頭上彷彿有一個自我感覺良好的道德光環。當然，我們可以根本地否定這種悲劇性命運，可以沈迷在互相掠奪/殺戮的名利遊戲中直至老死，也可以憑著努力和運氣過獨善其身的安穩生活。但一旦有所悟，開啟了哲學共感之大門，便明白人最值得做的是減少世間不必要的惡/苦痛，而非迷信甚麼有競爭才有進步，結果將損人利己的行為合理化和普及化，自己卻難以心安和心靜。我們和其他人的距離可以大大拉近，心靈彷彿緊密地靠攏起來，小我漸漸擴充為大我(天人合一了乎？)，卻又辯證地保持了一己的主體性和獨特性。哲學的推廣和實踐，在這時候，便不再背負打救世界的英雄主義色彩(連荒謬的英雄也不用當)，而是再普通不過的一種「自利」行為，希望盡一己之綿力使世界變好些，讓同樣被造物主播弄的妳我他，活得自在些(抱著嬉戲心態當做跟造物主開玩笑亦無不可，誰叫祂弄得我們經常哭笑不得)，如此而已。
哲學人民
鄧堅如
當經濟學碰上哲學---論獅子山學會的封閉陳述
獅子山學會服膺新自由主義，提倡市場有自我糾正的功能，會有效分配資源及很好地為公共利益服務。這種市場原教旨主義思想，自列根時代開始主宰全球的經濟發展。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oseph E. Stiglitz 卻指出，它一直是為某些利益集團服務的政治教條，從來沒有得到經濟學理論和歷史經驗的支持【註1】。金融海嘯爆發，事事唯市場馬首是瞻證明行不通。美國政府打倒昨日的我，全力救市，格林斯平更直認今是而昨非，都狠狠戮破「市場較政府為佳」的神話。事實擺在眼前，獅子山學會作為論政團體，要對自己宣揚的思想負責。一月一日信報社評提出的種種疑問：
首先，自由經濟、政府不干預及由市場自我監管的模式，是否在金融海嘯衝擊下變成明日黃花，而人類的貪婪，是否令自由市場變成弱肉強食、以大欺小的騙局，必須由政府以強力介入干預，以及巨細無遺的監管，方能保障最大多數人的利益？
其次，金融創新到底是促進資本主義發展、令更多投資者可以致富的正道，還是一小撮金融業精英可以借此循環套利、把財富集中在一小撮人手中的玩意？金融創新帶來的金融業蓬勃，是否會令貧富差距更加惡化、沒有資本的草根階層更難翻身？
還有，國際資本的流動，大型金融機構在資本市場的壟斷地位，令發展中國家要時刻提防金融危機，開放市場，令發展中國家享受到資金自由流動的好處，但有些國家即使借助國際資金建立起強大的經濟實力之後，只要國際金融市場有風吹草動，這些國家仍會受到重創，其中南韓是其中一個典型例子；至於其他實力較次的弱國，在國際金融巨頭的操控下，連基本的競爭力也無法維持，貧富懸殊在國際社會也愈來愈明顯。
矢矢中的，他們該針對性回應。若堅持己見，不能老是拉雜空談，要切實論證單靠市場力量處理經濟難題，淨效益最大，而且合乎羅爾斯(John Rawls)的正義原則，能優先保護弱勢基層市民的生計和權益。否則，便要反求諸己，修補自身理論之漏洞。可這個自詡為智庫的組織兩樣都沒幹。連索羅斯等市場人士及克魯明等經濟學翹楚狠批市場太自由太放任，他們也置若罔聞，只是繼續找政府碴兒，批評她介入市場，似乎批評得越多，自己就越正確。用的是一套自圓其說的封閉陳述【註2】，當中不乏無可否證的曖昧言辭和片面展示市場要多好有多好的例子。中心思想是市場至上，政府勿干預。海嘯淹沒全球，他們就和美國極右勢力的口徑一樣，把禍害源頭簡單歸結為美國政府七十年代的扶貧政策。美國政府救市遇阻滯，便馬上「抽水」，斷言她嘗到干預惡果。總之，他們執住「市場好/政府壞」的教條，堅拒承認自由放任的市場有先天缺陷，縱有缺陷，也歸咎於政府。敵我分明，不容中間著墨。這種兩極化的思維，把市場想像成一個個體，再一刀切地斷絕政府和市場有不同形式的合作空間，否定政府可因時制宜，因勢利導，跟市場中人策略性地互動，充分展現這幫人意識形態蓋過理性思辯的論政特色。 現在探討該學會一些慣常弊病：
(A)其行政總監王弼反問批評者：「但我們就因此可以定論自由經濟是完全失敗嗎？」【註3】
(B)其經濟研究員黃健明則說：「由於市場主導的經濟制度無法解決經濟周期的問題，不少意見因而理所當然地認為反其道而行—政府加強干預，問題便能迎刃而解。」【註4】
(C)其經濟研究員謝毅亦說：「由於金融海嘯源於美國，而後者一向以資本主義自居，世人因此認定資本主義是今次危機的罪魁禍首，繼而轉投「大政府」的懷抱......」【註5】
在號稱世上經濟最自由的香港，輿論其實集中批評新自由主義所催生的「放任市場」，未聞「政府加強干預，問題便能迎刃而解」此等盲目樂觀或「自由經濟是完全失敗」這種否定資本主義的陋見。獅子山學會反駁這些來歷不明的言論，叫做打稻草人，是一種轉移視線的伎倆，既避開足以令其立場站不住腳的質疑，又可乘機大發議論，批評一些蹩腳的假想敵來塑造自己的權威形像。另一種伎倆是字裡行間的失實誤導。譬如謝毅在《2008年全球往左走》中把各地政府的救市行動貼上「赤化」的標籤，訴諸讀者的恐共心理，彷彿社會主義快要復辟，取代市場經濟。但政府注資問題企業為何不可以是臨時應急措施呢？他就是不講清楚。
其實，「國有化」以至「赤化」的意思，理應給予經濟哲學的解釋，不可濫用。但謝毅等人經常連基本概念也搞不清楚，要他們做好語理分析更加困難。像《重新認識自由市場》一文，謝毅甫開首即說「幾乎所有人都將責任歸咎於市場」，便將「放任市場」和「市場」混為一談。可能他認為市場便是市場，無自由和放任之分。市場自由總是越多越好。只要政府不插手，市場運作自如，縱使出岔子，無形之手終會把事情擺平。金融海嘯的成因，在於美國政府沒依足教科書指示去做。現在更重蹈覆轍。教科書沒錯，佛利民更沒錯。千錯萬錯是政府的錯---若謝毅等人這般認為，便表明他們迷信教科書到了一個罔顧現實的地步，只選擇性地閱讀世界，擷取一些對自己立場有幫助的資料理據來盡情發揮，人家對放任市場的種種有力批評，就充耳不聞，不當一回事。另一個可能是，將讀者視線從聲名狼藉的「放任市場」【註6】轉移至形像較好的「市場」，弄模糊問題的焦點，淡化對前者的批評。明明自己離題，卻反過來嘲諷批評者不諳經濟，要教他們「重新認識自由市場」云云。這叫偷換概念，乃如假包換的詭辯。姑勿論哪種可能，都不是一個時事評論員/組織該犯的錯誤。
過去很長時間，本港經濟順境，新自由主義拿這個現成例子，加上佛利民的生招牌，到處宣揚市場自由為因繁榮為果的經濟學陳述，給予香港的成功故事一種「好使好用」的簡便解釋【註7】。此陳述撇除了殖民地和冷戰時期的獨特歷史脈胳，把多元的、豐富的和環環相扣的現實世界元素，簡化為一種經濟向度，推出一個百搭的、二元對立的及因果關係分明得過分的思考框架---非大市場小政府，即大政府小市場---處理各種社會、經濟及民生議題，結論總是政府介入市場有害無益。它還有兩道板斧：
一，空泛欠實據但容易上口的文宣言辭，例如「有競爭便有進步」(有競爭不能推出有進步)，或「世上沒有免費午餐」(福利和權利如何劃分？援助弱勢社群與否各有社會代價，如何比較？)；
二，大量由美國右派學府及智庫生產的、富意識形態色彩的研究結果【註8】，作為後盾(美港兩地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模式和體質迥異，為何他們的在地研究可原封不動套用在香港身上？有何方法學的根據？他們從來沒有解釋)，再以科學理論的包裝，吸引大批忠實信徒，當其免費宣傳大使。
經過多年推廣，「市場至上」取得指導社會發展的話語權，宰制著特區施政。但它其實有很多想當然的成分，未經推敲，例如：繁榮是否一面倒可取？有沒有限度？有何代價？代價由誰承擔？追求過程中可有違反社會公義？社會公義是否總要為經濟增長而犧牲？此外，甚麼是政府的本質？她要保障的各種社會價值，牟利至上的私人企業(譬如領匯)真的能照顧得更好嗎？所謂「大」市場和「大」政府按何準則來界定和劃分？第三部門又可會是市場以外另一個能有效督促政府做得更好的選擇？市場的信徒對此種種不感興趣，亦不會斟酌各方損益，卻整日拿「市場自由」和「繁榮」做擋箭牌，合理化一切等同剝削的「有錢賺到盡」商業行為。這種劣質思想，充分體現在香港各種關乎全民福祉的政府政策中，產生的惡果是：大資本家可為所欲為，壓榨民脂民膏，掠奪社會及地區的文化資源，使貧富懸殊的程度跟發展中國家看齊，亦嚴重破壞整個城市的多元性和本土性，加劇其人工化、大型商場化及主題公園化。一般市民的生活壓力在惡性競爭中有增無減，工作以外的日子不是愈加困難，便是愈加空洞和貧乏。
獅子山學會如何反駁呢？他們認為貧富懸殊根本不是問題。謝毅曾經以自己為例，說明港人「只要腳踏實地，努力工作，不用多少年，就可進身中產，兼助家人脫貧。」【註9】這顯然犯了以偏概全的謬誤。貧富懸殊涉及社會及人力資源嚴重錯配及發展失衡等複雜問題，不是正常和健康現象，亦不是靠個人努力打拼便輕易解決得了的問題。即使有少數成功例子，但那些失敗的大多數又如何？社會日趨成熟、大財團擴張無道和科技突飛猛進，都大幅裁減庶民的就業機會，過去模式已不可行，否則，政府今年也不會為大學畢業生的前途而憂心。那謝毅他們再怎樣回應？他們會說「透過不斷改進，市場將會愈趨完善，對各方都有利」【註10】。一切不良現象都是暫時性的，市場會自行糾正。但我們憑甚麼相信此講法？他們陳述中的毛病，先前已剖析過，根本不足以支持其立論。事實上，他們從沒有釐清「完善」的意思，使其空洞含糊得有無限的詮釋可能。若情況一直未改善，由於他們沒作出過具體承諾，故仍可厚著臉皮推說時機未到，又或推說是政府干預才令市場失效。總之是死無對證。只要不明確指出怎樣的反例才構成否證，他們永遠可以自圓其說，如同沒設期限的宗教預言一樣，無可驗證，「愈趨完善」永遠不會被推翻。所以，明明隨著金融自由化遍及全球，各地經濟危機急增；明明金融海嘯像一個全球有份參與的大型實驗，測試出自由市場的烏托邦害人不淺，「市場至上」神話破滅；他們還可以開脫。因為，新自由主義是一種「宗教」信仰，不是科學。科學要有被否證的可能。它沒有。
【註1】《新自由主義終結？》2008-07-09 信報
【註2】可參考《李天命的思考藝術》終定本第136頁的《論封閉系統》。
【註3】刊於2008年10月6日信報的《自由經濟 錯在你令世界太繁榮》
【註4】刊於2008年11月10日信報的《政府干預無助平穩經濟》
【註5】刊於2008年12月29日信報的《2008年全球往左走》
【註6】金融海嘯的罪魁禍首---一班華爾街投行高層---獲巨額的離職賠償。王弼在《拆解衍生工具陷阱》(2008年9月29日，信報)中，毋視市場賞惡罰善，還認為它在伸張正義。
【註7】華威大學政治經濟學名譽教授Robert Skidelsky在《別了，新古典主義革命》中指出：「除少數天才之外，大多數經濟學家都是配合現狀來為自己的一些臆斷設定框架，然後授予這些臆斷永恒真理的光環。」
【註8】據趙耀華教授在2008年10月29日明報的《反思市場原教旨主義》中引述，克拉克獎得主兼《怪雞經濟學》作者史蒂芬·列維特(Steven Levitt)指出，不少芝加哥學派中人帶著意識形態從事經濟學的研究工作。
【註9】《愛拼才會贏》謝毅 2008年10月29日 AM730
【註10】《自由貿易萬歲》謝毅 2008年11月26日 AM730
作者：哲學人民
首先，自由經濟、政府不干預及由市場自我監管的模式，是否在金融海嘯衝擊下變成明日黃花，而人類的貪婪，是否令自由市場變成弱肉強食、以大欺小的騙局，必須由政府以強力介入干預，以及巨細無遺的監管，方能保障最大多數人的利益？
其次，金融創新到底是促進資本主義發展、令更多投資者可以致富的正道，還是一小撮金融業精英可以借此循環套利、把財富集中在一小撮人手中的玩意？金融創新帶來的金融業蓬勃，是否會令貧富差距更加惡化、沒有資本的草根階層更難翻身？
還有，國際資本的流動，大型金融機構在資本市場的壟斷地位，令發展中國家要時刻提防金融危機，開放市場，令發展中國家享受到資金自由流動的好處，但有些國家即使借助國際資金建立起強大的經濟實力之後，只要國際金融市場有風吹草動，這些國家仍會受到重創，其中南韓是其中一個典型例子；至於其他實力較次的弱國，在國際金融巨頭的操控下，連基本的競爭力也無法維持，貧富懸殊在國際社會也愈來愈明顯。
矢矢中的，他們該針對性回應。若堅持己見，不能老是拉雜空談，要切實論證單靠市場力量處理經濟難題，淨效益最大，而且合乎羅爾斯(John Rawls)的正義原則，能優先保護弱勢基層市民的生計和權益。否則，便要反求諸己，修補自身理論之漏洞。可這個自詡為智庫的組織兩樣都沒幹。連索羅斯等市場人士及克魯明等經濟學翹楚狠批市場太自由太放任，他們也置若罔聞，只是繼續找政府碴兒，批評她介入市場，似乎批評得越多，自己就越正確。用的是一套自圓其說的封閉陳述【註2】，當中不乏無可否證的曖昧言辭和片面展示市場要多好有多好的例子。中心思想是市場至上，政府勿干預。海嘯淹沒全球，他們就和美國極右勢力的口徑一樣，把禍害源頭簡單歸結為美國政府七十年代的扶貧政策。美國政府救市遇阻滯，便馬上「抽水」，斷言她嘗到干預惡果。總之，他們執住「市場好/政府壞」的教條，堅拒承認自由放任的市場有先天缺陷，縱有缺陷，也歸咎於政府。敵我分明，不容中間著墨。這種兩極化的思維，把市場想像成一個個體，再一刀切地斷絕政府和市場有不同形式的合作空間，否定政府可因時制宜，因勢利導，跟市場中人策略性地互動，充分展現這幫人意識形態蓋過理性思辯的論政特色。 現在探討該學會一些慣常弊病：
(A)其行政總監王弼反問批評者：「但我們就因此可以定論自由經濟是完全失敗嗎？」【註3】
(B)其經濟研究員黃健明則說：「由於市場主導的經濟制度無法解決經濟周期的問題，不少意見因而理所當然地認為反其道而行—政府加強干預，問題便能迎刃而解。」【註4】
(C)其經濟研究員謝毅亦說：「由於金融海嘯源於美國，而後者一向以資本主義自居，世人因此認定資本主義是今次危機的罪魁禍首，繼而轉投「大政府」的懷抱......」【註5】
在號稱世上經濟最自由的香港，輿論其實集中批評新自由主義所催生的「放任市場」，未聞「政府加強干預，問題便能迎刃而解」此等盲目樂觀或「自由經濟是完全失敗」這種否定資本主義的陋見。獅子山學會反駁這些來歷不明的言論，叫做打稻草人，是一種轉移視線的伎倆，既避開足以令其立場站不住腳的質疑，又可乘機大發議論，批評一些蹩腳的假想敵來塑造自己的權威形像。另一種伎倆是字裡行間的失實誤導。譬如謝毅在《2008年全球往左走》中把各地政府的救市行動貼上「赤化」的標籤，訴諸讀者的恐共心理，彷彿社會主義快要復辟，取代市場經濟。但政府注資問題企業為何不可以是臨時應急措施呢？他就是不講清楚。
其實，「國有化」以至「赤化」的意思，理應給予經濟哲學的解釋，不可濫用。但謝毅等人經常連基本概念也搞不清楚，要他們做好語理分析更加困難。像《重新認識自由市場》一文，謝毅甫開首即說「幾乎所有人都將責任歸咎於市場」，便將「放任市場」和「市場」混為一談。可能他認為市場便是市場，無自由和放任之分。市場自由總是越多越好。只要政府不插手，市場運作自如，縱使出岔子，無形之手終會把事情擺平。金融海嘯的成因，在於美國政府沒依足教科書指示去做。現在更重蹈覆轍。教科書沒錯，佛利民更沒錯。千錯萬錯是政府的錯---若謝毅等人這般認為，便表明他們迷信教科書到了一個罔顧現實的地步，只選擇性地閱讀世界，擷取一些對自己立場有幫助的資料理據來盡情發揮，人家對放任市場的種種有力批評，就充耳不聞，不當一回事。另一個可能是，將讀者視線從聲名狼藉的「放任市場」【註6】轉移至形像較好的「市場」，弄模糊問題的焦點，淡化對前者的批評。明明自己離題，卻反過來嘲諷批評者不諳經濟，要教他們「重新認識自由市場」云云。這叫偷換概念，乃如假包換的詭辯。姑勿論哪種可能，都不是一個時事評論員/組織該犯的錯誤。
過去很長時間，本港經濟順境，新自由主義拿這個現成例子，加上佛利民的生招牌，到處宣揚市場自由為因繁榮為果的經濟學陳述，給予香港的成功故事一種「好使好用」的簡便解釋【註7】。此陳述撇除了殖民地和冷戰時期的獨特歷史脈胳，把多元的、豐富的和環環相扣的現實世界元素，簡化為一種經濟向度，推出一個百搭的、二元對立的及因果關係分明得過分的思考框架---非大市場小政府，即大政府小市場---處理各種社會、經濟及民生議題，結論總是政府介入市場有害無益。它還有兩道板斧：
一，空泛欠實據但容易上口的文宣言辭，例如「有競爭便有進步」(有競爭不能推出有進步)，或「世上沒有免費午餐」(福利和權利如何劃分？援助弱勢社群與否各有社會代價，如何比較？)；
二，大量由美國右派學府及智庫生產的、富意識形態色彩的研究結果【註8】，作為後盾(美港兩地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模式和體質迥異，為何他們的在地研究可原封不動套用在香港身上？有何方法學的根據？他們從來沒有解釋)，再以科學理論的包裝，吸引大批忠實信徒，當其免費宣傳大使。
經過多年推廣，「市場至上」取得指導社會發展的話語權，宰制著特區施政。但它其實有很多想當然的成分，未經推敲，例如：繁榮是否一面倒可取？有沒有限度？有何代價？代價由誰承擔？追求過程中可有違反社會公義？社會公義是否總要為經濟增長而犧牲？此外，甚麼是政府的本質？她要保障的各種社會價值，牟利至上的私人企業(譬如領匯)真的能照顧得更好嗎？所謂「大」市場和「大」政府按何準則來界定和劃分？第三部門又可會是市場以外另一個能有效督促政府做得更好的選擇？市場的信徒對此種種不感興趣，亦不會斟酌各方損益，卻整日拿「市場自由」和「繁榮」做擋箭牌，合理化一切等同剝削的「有錢賺到盡」商業行為。這種劣質思想，充分體現在香港各種關乎全民福祉的政府政策中，產生的惡果是：大資本家可為所欲為，壓榨民脂民膏，掠奪社會及地區的文化資源，使貧富懸殊的程度跟發展中國家看齊，亦嚴重破壞整個城市的多元性和本土性，加劇其人工化、大型商場化及主題公園化。一般市民的生活壓力在惡性競爭中有增無減，工作以外的日子不是愈加困難，便是愈加空洞和貧乏。
獅子山學會如何反駁呢？他們認為貧富懸殊根本不是問題。謝毅曾經以自己為例，說明港人「只要腳踏實地，努力工作，不用多少年，就可進身中產，兼助家人脫貧。」【註9】這顯然犯了以偏概全的謬誤。貧富懸殊涉及社會及人力資源嚴重錯配及發展失衡等複雜問題，不是正常和健康現象，亦不是靠個人努力打拼便輕易解決得了的問題。即使有少數成功例子，但那些失敗的大多數又如何？社會日趨成熟、大財團擴張無道和科技突飛猛進，都大幅裁減庶民的就業機會，過去模式已不可行，否則，政府今年也不會為大學畢業生的前途而憂心。那謝毅他們再怎樣回應？他們會說「透過不斷改進，市場將會愈趨完善，對各方都有利」【註10】。一切不良現象都是暫時性的，市場會自行糾正。但我們憑甚麼相信此講法？他們陳述中的毛病，先前已剖析過，根本不足以支持其立論。事實上，他們從沒有釐清「完善」的意思，使其空洞含糊得有無限的詮釋可能。若情況一直未改善，由於他們沒作出過具體承諾，故仍可厚著臉皮推說時機未到，又或推說是政府干預才令市場失效。總之是死無對證。只要不明確指出怎樣的反例才構成否證，他們永遠可以自圓其說，如同沒設期限的宗教預言一樣，無可驗證，「愈趨完善」永遠不會被推翻。所以，明明隨著金融自由化遍及全球，各地經濟危機急增；明明金融海嘯像一個全球有份參與的大型實驗，測試出自由市場的烏托邦害人不淺，「市場至上」神話破滅；他們還可以開脫。因為，新自由主義是一種「宗教」信仰，不是科學。科學要有被否證的可能。它沒有。
【註1】《新自由主義終結？》2008-07-09 信報
【註2】可參考《李天命的思考藝術》終定本第136頁的《論封閉系統》。
【註3】刊於2008年10月6日信報的《自由經濟 錯在你令世界太繁榮》
【註4】刊於2008年11月10日信報的《政府干預無助平穩經濟》
【註5】刊於2008年12月29日信報的《2008年全球往左走》
【註6】金融海嘯的罪魁禍首---一班華爾街投行高層---獲巨額的離職賠償。王弼在《拆解衍生工具陷阱》(2008年9月29日，信報)中，毋視市場賞惡罰善，還認為它在伸張正義。
【註7】華威大學政治經濟學名譽教授Robert Skidelsky在《別了，新古典主義革命》中指出：「除少數天才之外，大多數經濟學家都是配合現狀來為自己的一些臆斷設定框架，然後授予這些臆斷永恒真理的光環。」
【註8】據趙耀華教授在2008年10月29日明報的《反思市場原教旨主義》中引述，克拉克獎得主兼《怪雞經濟學》作者史蒂芬·列維特(Steven Levitt)指出，不少芝加哥學派中人帶著意識形態從事經濟學的研究工作。
【註9】《愛拼才會贏》謝毅 2008年10月29日 AM730
【註10】《自由貿易萬歲》謝毅 2008年11月26日 AM730
作者：哲學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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