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霸權幕後的經濟殺手

金融霸權幕後的經濟殺手
撰文：哲學人民（特約作者）
香港經濟日報
2011年11月29日 星期二


「佔領華爾街」控訴金融集團投機取巧，殘民以自肥；左翼分子反對資本主義剝削勞動人民，加劇貧富懸殊 －－ 這些話題沒引起港人的共鳴。大眾信奉經濟學教條，開口閉口自由市場，少談公義，所以雷曼債券的發行商毋須為不良銷售手法負責；有裁員或減薪事件出現，歸咎的總是受影響員工，是其競爭力不足，而非企業無良。人們極少質疑社會基本結構和運作邏輯的合理性，金融業對 GDP 貢獻良多，更加有光環作用，即使出了岔子，大家在意的是如何改良它，而非發掘更深層次的問題。

約翰．柏金斯（J. Perkins）的《經濟殺手的告白》，揭露美國政府以金融貿易為武器，透過經濟殺手（economic hitmen）的間諜活動，侵吞別國財產和寶貴資源。林行止先生曾介紹此書，並指出 4 名來自紐約和哈佛大學的教授發表一篇題為《商業帝國？－－ 冷戰期政治對貿易的影響》的論文，間接替遭人攻詰多時的柏金斯平反。所以《告白》不獨是踢爆黑幕的書，還可當照妖鏡來看，只要抽走其中類似電影的情節，世界財金組織和美資跨國企業合謀打劫世界的真面目即呈現出來。我們會發現雷鼎鳴這類經濟學者所吹捧的國際自由貿易，遠離現實。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及其徒子徒孫提倡「企業只有一種社會責任 －－ 為股東服務，賺最多的錢」，我們亦應該有另一番體會才是。


自由貿易的隱性殖民

後來，柏金斯除了推出第二和第三集，還協助出版社，策劃《告白》的姊妹作《新帝國遊戲 －－ 經濟殺手的祕密世界》面世。該書集合不同環節的經濟殺手的見解，更有系統地從國際資本的流向入手，分為 4 個部分，剖析他們如何協助美國及其盟友，聯同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向後進國軟硬兼施，或利誘其當權者，開放門戶，出賣人民。當權者往往以國家名義借下鉅款，用來購買軍火，推動經濟項目，興建大白象，在過程中中飽私囊。債務方面，便靠賤價出售當地的天然或人力資源來償還，而且通常還不清，國家的政治及經濟權力遂落入債權人手中。中間那些見得光及見不得光的經濟活動，產生的金錢利益，多數變成美資企業及其拍檔的囊中物。所謂國際自由貿易，在經濟學者口中一種有益及有建設性的集體行為，其實建築在這種隱性殖民主義之上。當中，金融活動佔着重要部分，發揮催化劑和潤滑劑的雙重作用。

在香港，佔領行動未有刺激起市民認真反省金融資本主義，一方面是因為這個城市屬於發達國陣營那邊，獲得相當多好處，不輕易感受到被侵略國的人民苦難；另一方面，大眾的國際視野深受主流經濟學背後高度簡化的世界觀所局限，片面相信經濟活動純是市場的供求問題，跟政治操作、軍事威脅和文化霸權等元素割裂分離，自然欠缺尋根究底的誘因。但正如南方朔在《新帝國遊戲》中譯本的序中所言，我們都誤以為經濟世界受無形之手支配，其實是「隱形的控制黑手」在操控着一切。這隻手，我們並非看不見，我們看不見的是它幹的壞事。至於盲點何來，便要請教主導社會輿論的經濟學者了。

知識是什麼來的？

明報

P05 | 周日話題 2011-02-20

在普羅大眾眼中，哲學是故弄玄虛、常人難以明白、非常小圈子的玩意兒，即使是在大學裏修讀這一科的學生，不少也覺得它曲高和寡，愛在艱澀的理論和術語中鑽，跟現實世界和人生關係疏離。哲學長期處於社會的邊緣位置，說明這些批評多少有點道理。究竟作為一門知識，哲學還有何存在價值？搞哲學的人，是否像在一間黑房裏，尋找一隻根本不存在的黑貓呢？

分辨對錯是知識先決條件

歷史告訴我們，真理是可望而不可即。有別於宗教，哲學不能提供無可置疑的答案，但人要揭開無知的面紗，了解生命和世界之種種，便逃不出哲學的思考。它所提倡的探索精神和批判思考方法，更為知識的創造、更替和累積奠定穩妥的基礎。在香港，李天命博士是一個好例子，他的《李天命的思考藝術》風行多年，銷量遠比同類型書籍為高，二十年來，教曉萬千讀者思考的法門。我們縱沒法在經驗世界尋得絕對真理，知道什麼是顛撲不破地對，但至少有辦法分辨什麼是錯，避免犯上各種謬誤，這正是知識之所以為知識的先決條件。

追求對確和避免犯錯——這種對知識的基本要求，近日受到沈旭暉的質疑。二月六日他在《明報》發表文章，洋洋灑灑幾千字，回應他人批評，並向讀者介紹他所理解的解構主義： 「德希達提出懷疑對人灌輸所謂『正確思維方法』的傳統哲學（高宣揚，1988），文本永遠可以相反解讀，沒有對錯。」他不同意學究那種處理問題的方法，事事教條詮釋， 「以為某種邏輯和句法才是清楚、以為清楚就足夠」。誠然，不少人批評沈旭暉在引用其他學術權威的觀點時，信口開河，資料失實。但拙文的重點不是考究他有沒有詮釋錯誤，就當他沒歪曲德希達的意思，我們集中精神，看看他這種無對錯之分的知識觀念會產生什麼問題。

首先，沈旭暉說「文本永遠可以相反解讀，沒有對錯」，但這種論調，包括它自己嗎？換言之，將它解讀為「文本永遠不可以相反解讀」行不行？行，前後兩句自相矛盾，即邏輯上為錯；不行，證明「文本永遠可以相反解讀」本來便不成立。究竟問題出在德希達，抑或詮釋者的身上呢？會不會是因為詮釋者遺漏了原文一些重要的背景資料和相關脈絡所致呢？沈旭暉在借用這種標新立異——至少對常人來說——的觀點時，有必要向讀者交代清楚，但他沒有。是詮釋者能力所限，意識不到當中隱含矛盾，抑或根本就不在意德希達說過什麼，但求拋書包唬一唬人，模糊化是非對錯的界線，好讓他把自己曲解柏林說成是活化已死的理論？

何必引用哲學巨擘？

沈旭暉又指出，德希達主張「前人的理論只適用於特定一刻，研究那人的思想毫無用處，重要的是在不同時空應用」。依他的演繹，一種見解的對錯，只是切不切合到時代的問題。只要是作者，便不會有曲解人家的可能，所以亂用前人理論都不相干。因為根本就沒有「亂用」這回事，只有重新演繹。這種顛倒是非的主張，是否德希達的本意，按照他的邏輯，同樣不重要。所以，早前他引用柏林的消極和積極自由概念評論唐英年，遭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碩士生李敏剛批評為張冠李戴，在他對解構主義的理解之下，反而是批評者太迂腐，不曉變通，只知原教旨演繹大師的經典，不明白他其實是賦予了兩種自由理論的第二生命。問題是，他既然不是引用柏林的版本，為何當初還要提及這位哲學巨擘的名字——想唬人嗎？如果指明是援引柏林的概念，不是應該依照學林的規矩，根據原作者的意思作解說嗎？這是基本的尊重啊！如果有心修正柏林的見解，便事先說清楚，不要等到有人出言指正，才諸多辯解，鴨子死了還嘴硬，這是常識，為何滿口高深理論的年輕學人居然不明白？

當然，按沈旭暉的邏輯，上述質疑同樣不成立；又或成立與否，都不相干，僅是某作者之見，無法徹底否定其觀點。只要他堅持無對錯之分，便立於不敗之地。這種與小孩子撒賴無異的詭辯，在他引用亨廷頓的例子時已講得再露骨不過。你有你的對，我有我的對，彼此也是作者。曲解都當作演繹舊理論，發展新學問。可笑是他待己以寬，律人以嚴。當李敏剛質疑他曲解盧梭，他又忘記了自己說過文本讓人詮釋無分對錯的話，指摘人家讀不懂或選擇性閱讀他的反諷。

這是雙重標準，亦顯示他其實不是不重視對錯（只要搞錯的是他自己才說不重視），所以才這麼介懷人家的批評。他詆譭人家嚴謹的考據是原教旨——二者分別他卻沒好好區分——其實即表示他認為重視資料的準確性是差勁和可笑的，當中自有價值判斷，有對錯之分（活化是對，考據是錯），否則他大可一笑置之。畢竟，人家考據經典，只是一種對待文本的方法，人家批評他引錯經用錯典，也不過是一種作者的見解，他既然口口聲聲說沒有對錯，又何必這般認真對待其他作者，要寫幾千字反駁和奚落一班批評過他的人呢？不是為了求他心目中的真又為了什麼？如此一來，便再次證明他有清晰的對錯觀念，什麼解構主義，什麼第二生命，都是為求開脫錯失，在這個特定的時空下活化出來的？

其實，否定有對錯之分，肆意踐踏做嚴謹考證的人，等於否定我們奉之為正宗的治學態度，動搖整個社會和知識體系的根本，是非常激進的觀點。現行體制確實百孔千瘡，需要衝擊。但沈旭暉開了頭，挑戰人們對常識、禮節、學術及社會規範的合理堅持，便應該認真探討下去，可惜他志不在此，反而用常人沒可能有那麼多的報章篇幅來含沙射影，反擊批評者。這又豈是一個有抱負的知識分子——他經常這樣自吹自擂——該做的事呢？

衝擊之後

更危險者，沈旭暉衝擊了常人的想法，卻又沒有提供對知識另外的規範，於是創立理論，演繹文本都變得相當任意。知識不再為了求真，而是玩物，是權力的工具。最嚴重的可能後果是，連約定俗成的文字用法（字典的文本）都沒對錯之分。表面上，知識不再由少數精英集團壟斷，彷彿更接近大同世界，但事實上，失去對知識的基本規範，結果是社會進一步反智，由擁有話語權的人，而非有真才實學的人判斷對錯。像沈旭暉，是著名的年輕學人，智庫創辦人，在輿論界又有眾多地盤，縱使經常受有識之士批評他說歪理，但一般讀者未必接觸到，反而很容易便在不同媒介上吸收到那些原來經他活化過的理論，並信以為真。無分對錯的解構主義，在客觀效果上，等同剝奪學問的真正價值，由操話語權的人像傳教一樣，將對他最有利的「真理」傳送至其讀者和粉絲的腦海裏。這是所有認真對待知識的人都不能接受的事。

文 哲學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