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人民

金融霸權幕後的經濟殺手

2011-11-28T19:11:00.000-08:00

金融霸權幕後的經濟殺手
撰文：哲學人民（特約作者）
香港經濟日報
2011年11月29日星期二

「佔領華爾街」控訴金融集團投機取巧，殘民以自肥；左翼分子反對資本主義剝削勞動人民，加劇貧富懸殊－－這些話題沒引起港人的共鳴。大眾信奉經濟學教條，開口閉口自由市場，少談公義，所以雷曼債券的發行商毋須為不良銷售手法負責；有裁員或減薪事件出現，歸咎的總是受影響員工，是其競爭力不足，而非企業無良。人們極少質疑社會基本結構和運作邏輯的合理性，金融業對 GDP 貢獻良多，更加有光環作用，即使出了岔子，大家在意的是如何改良它，而非發掘更深層次的問題。

約翰．柏金斯（J. Perkins）的《經濟殺手的告白》，揭露美國政府以金融貿易為武器，透過經濟殺手（economic hitmen）的間諜活動，侵吞別國財產和寶貴資源。林行止先生曾介紹此書，並指出 4 名來自紐約和哈佛大學的教授發表一篇題為《商業帝國？－－冷戰期政治對貿易的影響》的論文，間接替遭人攻詰多時的柏金斯平反。所以《告白》不獨是踢爆黑幕的書，還可當照妖鏡來看，只要抽走其中類似電影的情節，世界財金組織和美資跨國企業合謀打劫世界的真面目即呈現出來。我們會發現雷鼎鳴這類經濟學者所吹捧的國際自由貿易，遠離現實。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及其徒子徒孫提倡「企業只有一種社會責任－－為股東服務，賺最多的錢」，我們亦應該有另一番體會才是。

自由貿易的隱性殖民

後來，柏金斯除了推出第二和第三集，還協助出版社，策劃《告白》的姊妹作《新帝國遊戲－－經濟殺手的祕密世界》面世。該書集合不同環節的經濟殺手的見解，更有系統地從國際資本的流向入手，分為 4 個部分，剖析他們如何協助美國及其盟友，聯同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向後進國軟硬兼施，或利誘其當權者，開放門戶，出賣人民。當權者往往以國家名義借下鉅款，用來購買軍火，推動經濟項目，興建大白象，在過程中中飽私囊。債務方面，便靠賤價出售當地的天然或人力資源來償還，而且通常還不清，國家的政治及經濟權力遂落入債權人手中。中間那些見得光及見不得光的經濟活動，產生的金錢利益，多數變成美資企業及其拍檔的囊中物。所謂國際自由貿易，在經濟學者口中一種有益及有建設性的集體行為，其實建築在這種隱性殖民主義之上。當中，金融活動佔着重要部分，發揮催化劑和潤滑劑的雙重作用。

在香港，佔領行動未有刺激起市民認真反省金融資本主義，一方面是因為這個城市屬於發達國陣營那邊，獲得相當多好處，不輕易感受到被侵略國的人民苦難；另一方面，大眾的國際視野深受主流經濟學背後高度簡化的世界觀所局限，片面相信經濟活動純是市場的供求問題，跟政治操作、軍事威脅和文化霸權等元素割裂分離，自然欠缺尋根究底的誘因。但正如南方朔在《新帝國遊戲》中譯本的序中所言，我們都誤以為經濟世界受無形之手支配，其實是「隱形的控制黑手」在操控着一切。這隻手，我們並非看不見，我們看不見的是它幹的壞事。至於盲點何來，便要請教主導社會輿論的經濟學者了。

知識是什麼來的？

2011-02-19T12:49:00.000-08:00

明報

P05 | 周日話題 2011-02-20

在普羅大眾眼中，哲學是故弄玄虛、常人難以明白、非常小圈子的玩意兒，即使是在大學裏修讀這一科的學生，不少也覺得它曲高和寡，愛在艱澀的理論和術語中鑽，跟現實世界和人生關係疏離。哲學長期處於社會的邊緣位置，說明這些批評多少有點道理。究竟作為一門知識，哲學還有何存在價值？搞哲學的人，是否像在一間黑房裏，尋找一隻根本不存在的黑貓呢？

分辨對錯是知識先決條件

歷史告訴我們，真理是可望而不可即。有別於宗教，哲學不能提供無可置疑的答案，但人要揭開無知的面紗，了解生命和世界之種種，便逃不出哲學的思考。它所提倡的探索精神和批判思考方法，更為知識的創造、更替和累積奠定穩妥的基礎。在香港，李天命博士是一個好例子，他的《李天命的思考藝術》風行多年，銷量遠比同類型書籍為高，二十年來，教曉萬千讀者思考的法門。我們縱沒法在經驗世界尋得絕對真理，知道什麼是顛撲不破地對，但至少有辦法分辨什麼是錯，避免犯上各種謬誤，這正是知識之所以為知識的先決條件。

追求對確和避免犯錯——這種對知識的基本要求，近日受到沈旭暉的質疑。二月六日他在《明報》發表文章，洋洋灑灑幾千字，回應他人批評，並向讀者介紹他所理解的解構主義：「德希達提出懷疑對人灌輸所謂『正確思維方法』的傳統哲學（高宣揚，1988），文本永遠可以相反解讀，沒有對錯。」他不同意學究那種處理問題的方法，事事教條詮釋，「以為某種邏輯和句法才是清楚、以為清楚就足夠」。誠然，不少人批評沈旭暉在引用其他學術權威的觀點時，信口開河，資料失實。但拙文的重點不是考究他有沒有詮釋錯誤，就當他沒歪曲德希達的意思，我們集中精神，看看他這種無對錯之分的知識觀念會產生什麼問題。

首先，沈旭暉說「文本永遠可以相反解讀，沒有對錯」，但這種論調，包括它自己嗎？換言之，將它解讀為「文本永遠不可以相反解讀」行不行？行，前後兩句自相矛盾，即邏輯上為錯；不行，證明「文本永遠可以相反解讀」本來便不成立。究竟問題出在德希達，抑或詮釋者的身上呢？會不會是因為詮釋者遺漏了原文一些重要的背景資料和相關脈絡所致呢？沈旭暉在借用這種標新立異——至少對常人來說——的觀點時，有必要向讀者交代清楚，但他沒有。是詮釋者能力所限，意識不到當中隱含矛盾，抑或根本就不在意德希達說過什麼，但求拋書包唬一唬人，模糊化是非對錯的界線，好讓他把自己曲解柏林說成是活化已死的理論？

何必引用哲學巨擘？

沈旭暉又指出，德希達主張「前人的理論只適用於特定一刻，研究那人的思想毫無用處，重要的是在不同時空應用」。依他的演繹，一種見解的對錯，只是切不切合到時代的問題。只要是作者，便不會有曲解人家的可能，所以亂用前人理論都不相干。因為根本就沒有「亂用」這回事，只有重新演繹。這種顛倒是非的主張，是否德希達的本意，按照他的邏輯，同樣不重要。所以，早前他引用柏林的消極和積極自由概念評論唐英年，遭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碩士生李敏剛批評為張冠李戴，在他對解構主義的理解之下，反而是批評者太迂腐，不曉變通，只知原教旨演繹大師的經典，不明白他其實是賦予了兩種自由理論的第二生命。問題是，他既然不是引用柏林的版本，為何當初還要提及這位哲學巨擘的名字——想唬人嗎？如果指明是援引柏林的概念，不是應該依照學林的規矩，根據原作者的意思作解說嗎？這是基本的尊重啊！如果有心修正柏林的見解，便事先說清楚，不要等到有人出言指正，才諸多辯解，鴨子死了還嘴硬，這是常識，為何滿口高深理論的年輕學人居然不明白？

當然，按沈旭暉的邏輯，上述質疑同樣不成立；又或成立與否，都不相干，僅是某作者之見，無法徹底否定其觀點。只要他堅持無對錯之分，便立於不敗之地。這種與小孩子撒賴無異的詭辯，在他引用亨廷頓的例子時已講得再露骨不過。你有你的對，我有我的對，彼此也是作者。曲解都當作演繹舊理論，發展新學問。可笑是他待己以寬，律人以嚴。當李敏剛質疑他曲解盧梭，他又忘記了自己說過文本讓人詮釋無分對錯的話，指摘人家讀不懂或選擇性閱讀他的反諷。

這是雙重標準，亦顯示他其實不是不重視對錯（只要搞錯的是他自己才說不重視），所以才這麼介懷人家的批評。他詆譭人家嚴謹的考據是原教旨——二者分別他卻沒好好區分——其實即表示他認為重視資料的準確性是差勁和可笑的，當中自有價值判斷，有對錯之分（活化是對，考據是錯），否則他大可一笑置之。畢竟，人家考據經典，只是一種對待文本的方法，人家批評他引錯經用錯典，也不過是一種作者的見解，他既然口口聲聲說沒有對錯，又何必這般認真對待其他作者，要寫幾千字反駁和奚落一班批評過他的人呢？不是為了求他心目中的真又為了什麼？如此一來，便再次證明他有清晰的對錯觀念，什麼解構主義，什麼第二生命，都是為求開脫錯失，在這個特定的時空下活化出來的？

其實，否定有對錯之分，肆意踐踏做嚴謹考證的人，等於否定我們奉之為正宗的治學態度，動搖整個社會和知識體系的根本，是非常激進的觀點。現行體制確實百孔千瘡，需要衝擊。但沈旭暉開了頭，挑戰人們對常識、禮節、學術及社會規範的合理堅持，便應該認真探討下去，可惜他志不在此，反而用常人沒可能有那麼多的報章篇幅來含沙射影，反擊批評者。這又豈是一個有抱負的知識分子——他經常這樣自吹自擂——該做的事呢？

衝擊之後

更危險者，沈旭暉衝擊了常人的想法，卻又沒有提供對知識另外的規範，於是創立理論，演繹文本都變得相當任意。知識不再為了求真，而是玩物，是權力的工具。最嚴重的可能後果是，連約定俗成的文字用法（字典的文本）都沒對錯之分。表面上，知識不再由少數精英集團壟斷，彷彿更接近大同世界，但事實上，失去對知識的基本規範，結果是社會進一步反智，由擁有話語權的人，而非有真才實學的人判斷對錯。像沈旭暉，是著名的年輕學人，智庫創辦人，在輿論界又有眾多地盤，縱使經常受有識之士批評他說歪理，但一般讀者未必接觸到，反而很容易便在不同媒介上吸收到那些原來經他活化過的理論，並信以為真。無分對錯的解構主義，在客觀效果上，等同剝奪學問的真正價值，由操話語權的人像傳教一樣，將對他最有利的「真理」傳送至其讀者和粉絲的腦海裏。這是所有認真對待知識的人都不能接受的事。

文哲學人民

阿青的故事

2010-03-30T00:15:00.000-07:00

明報
P02 | 周日話題 | By 哲學人民 2010-03-28
文：哲學人民

中大醫學大樓的快餐店以檸檬批馳名，我和阿青卻因他泡的絲襪奶茶而結緣。

那年頭，我每天喝兩杯奶茶。大家熟絡後，他乍見我身影，便會用熟練的手勢把茶壺提得高高，像拉麵條一樣凌空牽出一線紅茶，落入杯子裏，再用類似手法將淡奶加進去，炮製出一杯可口的奶茶，端放在吧枱上，讓我購票後過去取。阿青是一個粗線條的人，說話不多，面對我這個好像讀書比他多的人，往往有點拘謹。我和他談得最多的便是奶茶。有一段時間，他的老闆購入一批新茶葉，泡出來的茶有種澀味，他每次見到我，笑容總帶一絲輕微的歉意。有兩三次他特別用心調製，希望「撞」出比較香滑的口感，我心裏挺不好意思，便加倍用力稱讚他的功夫，他才鬆一口氣，欣然笑出來。

因事離開了中大幾個月，我再踏足老地方時，見到的大多是新臉孔。打聽之下，方知暑假期間，餐廳重新招標，老闆解僱所有人，成立了一間新公司參與競投。投得經營權後，他要求舊伙計減薪，大多數人不忿留下，包括阿青。老闆遂以更低價錢聘用一批新員工。只是新人廚藝未精，食物質素下降，備受批評下，老闆不得不低聲下氣請阿青回來坐鎮，可二人已心存芥蒂，經常鬧得不愉快。或許是生活不順遂之故，阿青吸煙和喝酒都比以前凶，心臟便出了問題，請病假的日子多起來，老闆當然不滿。最後，廚房整頓好後，他便找個機會辭退阿青。

現代吸血鬼的幫兇

看到這裏，大家或會認為錯的是老闆。沒錯，他經營這餐廳多年，錙銖必較，不似他老父——上一代老闆那樣受員工愛戴。這和他比較尖酸刻薄不無關係。但將矛頭單單指向個人，只會縱容背後的禍首，讓它作惡下去。那禍首是誰？要知道，老闆那次投標成功，一個重要原因，是接受了大學當局開出的辛辣條件。以前，飯堂的維修費由大學負責，現在就轉移到經營者的肩膊上。成本大增，除了加價，最方便的自是減人工，緊縮開支。老闆這應對方法，在商業社會很常見，最受剝削的，總是最弱勢、最沒本錢說不的基層勞工。像中國的血汗工廠，跨國企業利用博奕上的絕對優勢——這宗大生意，你不接，想接者滿街都是——迫工廠東主大出血接訂單；有「幸」接單的東主，便靠工資盡可能壓低來賺取微薄利潤。

主流經濟學者指出，只要工人有選擇權，自能找到合乎其心中理想工資水平的工作，但他們不會考究現實世界中工作種類的性質、多樣性及分布形態。當一個社會失去均衡發展（例如摧毁了傳統農業），對廣大勞動階層而言，所謂工作的選擇只是從甲工廠轉至乙工廠，每間工廠都逃不過受國際資本壓榨的命運。經濟學者的意見，只會合理化全球性資本的剝削行為，提供理論的助力，成為現代吸血鬼的幫兇。

經濟效益為先思想

回看香港，情况也差不多，所以才有迫切需要為最低工資立法。可悲是，近年這種受經濟學背書的功利思想（中大校董張宇人那時薪二十元的可恥言論乃極致），透過政府強調資源最有效運用的指引，主導了大學高層的管治思維。所以，將承擔維修費的責任轉到外判的公司身上，從高層的角度來看，只會是一種節省公帑、增加效益及值得褒揚的舉措。他們追逐的這種可量化之效益，很大程度上，跟主事者的過人才幹，懂得由零開始為所屬機構增進無形的學術及文化資產，以至改良員工福祉——包括健康有益的工作環境和學術氛圍無關；而是來自他們手握政策制定、資源調配及流向的決定權，透過種種將收入極大化、視人為機器或商品的異化手段而達成。

平心而論，相比起其他院校，中大校園事務的外判情况未算最嚴重。像阿青這類外判商員工，以至中大的直屬職員，在香港，比他們遭遇更惡劣者俯拾皆是。（雷鼎鳴教授在《信報》撰文，引用一些數據，試圖否定香港貧富懸殊日劇的判斷，顯然未明問題的底蘊在於廣大市民第一身的生活經歷和切實感受。像雷那樣迷信數字，純以經濟學角度、自高而下地了解世界，意見難免偏頗，亦很容易被政經權貴拿來做開脫的口實）日後情况可會變，還看沈祖堯教授如何抗衡主流社會，以至中大內部那種以經濟效益為先的工管思想。所以，寫這篇文章，並不是要為阿青平反，就算平反，他亦不會看得見。

三月二十八日，我沒法出席阿青的喪禮，只好為了他，以及那些跟他一樣平凡、一樣受盡這個不公義社會壓迫的勞動階層寫點東西，當是悼念。

批評的知性和德性—— 回應沈旭暉

2010-02-07T21:42:00.000-08:00

批評的知性和德性—— 回應沈旭暉
明報 P03 周日話題 By 哲學人民 2010-02-07

呂大樂教授早前發表《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一文，引起很大爭議。筆者對文中觀點也不以為然，特別是它將激烈行動有加劇趨勢，以及可能出現的嚴重後果都當成示威者要負的責任，要處理的問題，而不追究管治階層及政經權貴等禍首。他亦沒有趁公民社會充滿激情時，替讀者充權，補一補社會學的理論課，讓大眾明白真正的暴力不在傳媒聚焦的衝突場面，而是深藏在各種不公義的文化和制度內，並透過各種社教化過程，使受壓迫者以為問題出在自己身上，失卻反抗不公的意識。

保守歸保守，但不可不知，呂教授長期關心香港的民主發展，在學院授課以外，更將自己對本地社會的種種觀察和心得，化為雅俗共賞的文字，跟大眾分享。可本地學術界就是迷信外國月亮特別圓，貶抑本土研究，呂教授寫那麼多通俗文字，對其學術前途並無好處，他的堅持更見可貴。是故，我們不應將呂教授和功能組別的建制派議員相提並論，後者藉權位謀個人及自己所屬特權階級之私利，不講理不議政，活該受網民挖苦和奚落。呂教授卻是值得尊重的，即使批評他，也不應使用網絡上慣見的語言暴力。若批評者是學術界後起之秀，更應自重，質疑時毋須留情面，但要有分寸，免得招來誤會，以為有人乘機踩低前輩，抬高自己博上位。

批評者的分寸，關乎個人的知性和德性。

讓我們從Roundtable 理事會主席沈旭暉在《第四代學者眼中的呂大樂昔日情懷》對呂的批評中探討此問題。

誇大《奧巴馬網站》的示範作用

《衝》貫徹呂教授的文風，沒拋書包，沒堆砌術語，分析都出於他對當前社會的個人理解。一篇憑常識寫就的評論文章落在沈旭暉手中，給形容為使用了陳年研究框架，當中五組句子更被抽取出來，套進沈稱為新興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架構內，當作證據，反反覆覆說明一件事——呂教授過時了二十年。但此等證據，頗有生安白造之嫌。譬如說，沈批評呂的觀點停留在典型的靜態結構理論，可呂只強調規範和秩序的重要性，並沒排除二者有因應時勢而更新之可能，又怎能說是靜態呢？沈未加論證，便直指呂拘泥於既定而僵化的規範建構中，一點也不公允。

再舉一例。沈引用拉登和奧巴馬的例子，以細胞組織理論質疑呂有關集會主辦者要為少數暴力行為負責的言論。同樣地，沈再以一面之辭代替全面的比較和緻密的分析，輕易將香港民間組織和主流社會互相影響的辯證關係，類同蓋達組織及《奧巴馬網站》所代表的新興組織動員模式。事實上，以美國保守勢力之強大，奧巴馬上台後不得不多番忍讓的事實來看，前年一次選舉中某種策略發揮了效用，並不足以支持沈所講，非中央集權的組織形態以及組織者與民眾平起平坐的互動關係，已成彼邦政治及公民社會領域之主流。他顯然誇大了《奧巴馬網站》的示範作用。回看香港，在示威者包圍立法會那天，集會主辦者多番呼籲民眾要保持冷靜，進行非暴力但不合作的抗爭。這正好說明大會——至少在策略計算方面——很明白自己所承擔的政治風險。呂教授的憂慮並非沒道理。他只是不太了解主辦者其實有相當清醒的頭腦和豐富抗爭經驗。這跟他的理論框架過時與否無關。沈旭暉在未搞清楚事實前，便憑空引入疑似相關的理論和術語，借題發揮，表示香港的公民社會已發展成熟，組織結構零散而各自為政，有若阿爾蓋達，沒一個大會的權力中心單位要為其他參與者的行為負責。如此，他再得出呂教授觀點過時二十年的結論，通俗一點說，實在太「屈機」了吧！

過時與新興非二分概念

綜觀《第》全文，不難看出沈旭暉崇尚多元獨立的主體，抗拒官僚體系，抗拒將人和事兩極化。背後理由相信是提倡個體的自主性，怕高度概括性的論述會簡化問題，將小眾邊緣化。偏偏他在文中為呂度身訂造了五個「二元對立」，屢加貶損，自己同時囿於另一種「過時VS.新興」的二元對立思維，有自打嘴巴之嫌。其實，「過時」和「新興」並非兩個劃然二分的概念。一種觀點或理論是否過時，亦不應該是學界中人太關心的事。李天命博士便說過，做學問不是要趕潮流，而是求真。但同情地了解，在學術商品化的催迫下，學界中人多少要順應趨勢，迎合潮流。隨圈中人的時尚做研究，發表偉論，和同行交流、交手，甚至跟官商過從緊密，今時今日都很難非議；但做學問和寫文章還是有一條不應踰越的線——遵守格物致知的道理，更不能為了功名而用粗疏的論證折損他人。

無疑，沈旭暉作了一次反面教材。他應該學一學嶺大講師葉蔭聰。同樣批評呂大樂教授，葉展現了剛正不阿的論理風格，對呂的質疑直率而嚴厲。理性批評不止於以理服人，更要正心誠意。這才是對一個學者真正的尊重。一方面說尊敬一個學者，一方面搬弄理論，似是而非地扣一頂頂「過時」的帽子予人家，還開口閉口以老人家稱呼對方，連稱謂也極盡矮化人之能事，這可不是學者，或什麼廣耕學人所為啊！

我們需要怎樣的社會？—給練乙錚先生的信

2009-10-23T21:12:00.000-07:00

我們需要怎樣的社會？—給練乙錚先生的信
信報
P38 | 文化．讀書 | 書話 | By 哲學人民 2009-10-24

練先生：

您好。冒昧寫信給您，是因為讀了《香港──練乙錚文集II》關於最低工資的章節，有些淺見想跟您分享。

有別於鼓吹放任市場的人，先生雖深受自由經濟思想之薰陶，但不會囿於「凡政府介入市場皆要不得」的教條，對廣大弱勢群眾更有一份關切之情。您說過，這跟您年輕時做過基層工作的體驗有關。是故，您反對最低工資──但倡議負入息稅等補貼低收入人士的方法──理由也是從弱勢社群的利益角度出發。您強調「勞動力市場是自由經濟最關鍵環節，勞資關係是資本主義經濟的核心關係，不可隨便觸動、干預」，並用經濟學分析，推出最低工資對他們反為不利的結論。本地經濟學者及為數不少的評論員都有類似講法，不同的是，先生善於結合理論和現實，尋找社會病源，對症下藥；他們就近乎本能地反對政府干預，認定最低工資之類政策干擾市場價格，導致市場信息混亂，資源錯誤投放，效率受損。他們彷彿不知道，現實世界根本找不到教科書中的完全競爭市場；金融海嘯禍國殃民，亦源於美國朝野迷信市場有自我調節功能，沒做好預防工作。至此，我們沒理由不通盤考量「無形之手」的長短功過，繼續把市場的效用神話化。何況，干預這回事早就存在。數干預最嚴重，對社會元氣及經濟活力折損最大的，莫過於高地價政策。那些手執輿論機器之人（如獅子山學會）卻視若無睹，只曉得把矛頭指向最低工資。這種在客觀效果上具針對性的做法，如非雙重標準，便是基於對既得利益者的維護而作的文宣攻勢了。

世界只被理解為經濟場域

不知先生可會同意，本地經濟學論者喜歡抽空社會的經濟結構及發展脈胳，獨獨將最低工資跟就業情況扣連和對立起來，避談其他可能性──例如整全的殘疾就業和福利政策──便把僅僅可能會增加失業的責任，全算在最低工資頭上，放大了該政策的負面影響。他們也從來沒有解釋過為何社會的政策都要以經濟理性為先，彷彿這世界只能被理解為經濟場域，其他同時並存的屬性毋須考慮。這自然是以偏概全。須知道，合乎經濟學推論（他們引用的大多是美國的實證研究結果，有多適合套用在香港身上總不加深究）的事，不等於政治、文化或道德上可取。何況，經濟學界內派系林立，鮮有共識，我們更沒理由隨便接納僅僅是某一種學派的思想作為解決現實問題的獨步單方。像最低工資，固然屬經濟範疇，但同時可以是一項公共福利政策，甚或一種防治無形之手胡為的補救措施──這隻「手」既能製造機會讓金融權貴為所欲為，催生大海嘯，在勞動力市場自然能縱容（大）商家恃強凌弱，用「你唔做大把人做」這種話脅迫工人接受剝奪其尊嚴的超低工資。不同的是，工人受壓榨，不會像泡沫爆破那樣轟動全球，引起關注。

超長工時難有心力進修

受壓迫者只有默默忍受，他們根本沒有經濟學者掛在口邊的議價能力，社會發展空間的閉塞亦否定了從（超）低（薪）做起的可能（故《壹周刊》的壹觀點指最低工資為最致命的剝削乃罔顧現實的指控）。這是他們本身不長進不勤加增值不與時並進的錯嗎？且不說微薄收入及超長工時之下他們沒可能有金錢和心力去進修，他們之所以陷於困境，難道不是因為政府長期施行偏袒或縱容大商家之管治政策所造成的嗎？這些市場的「輸家」，有原本做小買賣的商販，被以本傷人的超市及便利店集團趕絕；有靠一門手藝自食其力的「手作仔」，被市建局和大地主聯手轟走；有職業司機受盡油公司及車主壓榨，鐵路及巴士公司夾攻，為了糊口被迫超時工作，弄壞身子，甚至因而發生意外……數之不盡的技工及個體戶，因社會要「發展」要「進步」要走知識型經濟之路，從本業中給篩走，被迫進入低技術勞工市場，進一步拉低有關工種的薪金。在經濟學者眼中，這是巿場正常運作下人力資源新陳代謝的過程。

大多數人活得像機器

但追求「發展」和「進步」究竟是為了什麼的呢？經過科網股熱潮及金融海嘯，我們理應更清楚以資訊科技及金融業為代表的知識型經濟，它不但沒有為社會創造實質財富，更將大多數人的財富轉移到少數人手裏──過去幾年大量熱錢流入，炒旺樓市及股市，造成經濟復蘇的景象，但除了相關行業受惠外，一般市民根本感受不到好處，還要直接或間接承受租金飆升之苦，貧富懸殊才會加劇。這現象亦宣告「先做大個餅再透過涓滴效應令基層市民同受惠」的傳統智慧失效，可見社會發展多年，已到了瓶頸位，市場空間及機會無多，有的是惡性競爭，不是你死便是我亡，極難雙贏。大財團要繼續擴大市場佔有率，牟取暴利（香港崇尚股東利益極大化的營商哲學，什麼社會公義和責任統統不用管），便竭澤而漁，向弱小開刀。領匯是最佳例子。其巨大利潤和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都建基於犧牲公屋居民及小商戶的權益之上。（近月領匯醜聞頻傳，足以否定公營機構私有化提升效率之說，曾在《壹周刊》專欄讚許領匯的蔡東豪，或許仍舊會訴諸業績有可觀增長來為其開脫，但蔡先生能否解釋一下為何我們要接受這種認錢不認人的價值觀？它一旦成為主流思想，又會催生怎樣的社會出來？）換句話說，知識型經濟帶來的進步，只對少數人有益。它用推土機把整個城市的精神和文化面貌變得庸俗醜陋，使社會百病叢生，大多數人活得像機器，或一隻以滿足生理需要為主的動物。而所謂市場失敗者，都不過是這種劫貧濟富及嚴重違反人類心靈需要的進步觀之受害者。這套進步觀，是透過政府的具體政策──例如數碼港及各種金融基建──強行加諸於社會之上（所有政策背後總有一套評定優劣的價值觀）。

政府須維護多元活潑環境

若是反對干預，最先和最需要批評的，不是政府的具體政策──何況反對者大多選擇性針對有損大商家利益的政府干預──而是它從來沒有進行充足、公正及高知識含金量的公眾討論，形成全民共識，再調動各種社會資源予以配合，循序漸進地建設一個美好社會。特區政府一直以來所行的，不論是否假市場之名，都是以大財閥最大利益為依歸的政策，受害的是中下階層。最低工資只是對最弱勢的受害者作出一點補償，縱是干預，也是撥亂反正的干預，有何合乎公義的理由反對？

那麼，怎樣的一個社會才是我們值得追求呢？正如先生於10月15日專欄內指出經濟不再是香港最大問題，下一步要做的必然是探求一個讓最多公民有足夠條件（包括閒暇和修養）發揮個性及所長，實踐自我（而非有最多的錢去不斷消費去滿足廉價欲望）的理想社會。這社會，不會有高地價政策，使遊戲規則一律簡化為「誰付不起高昂租金誰便要消失」，市場競爭十居其九是巨人欺凌侏儒，工作機會、生活及文化的選擇結果買少見少，財雄勢大者為所欲為。這社會，亦不會凡事都以為可以產業化，不會幻想但凡生意和機構都是愈大愈好，政府和公民則曉得共同努力去維護一個多元活潑、百花齊放、讓小本經營者有蓬勃生機的市場及社會環境，並做好公共空間管理、文化保育、財富再分配等工作，貧富不再懸殊。這社會，更不會用一種以狹義「競爭力」為本的進步觀，摧毀一個人敬業樂業的精神、努力和意志，不會把整個城市打造成一個市儈庸俗、沒風格、沒人情味、普遍工作壓力巨大而滿足感貧乏至極的超級大商場和主題公園，只要對方是客人，就算多無理，你都要笑着面對，總之唾面自乾，人的尊嚴毫不重要。具體怎樣做，要靠社會上每一個有心人共同探索和實行，但答案肯定不會在市場和政府這種二元對立的思考框架中尋到。筆者深信，以練先生的識見、熱誠和公義心，一定可以啟迪民智，讓那些自由市場的信徒迷途知返，不再誤己誤人（為大商家服務的宣傳機器例外），大眾會更有能力更有創意和更豐盛地度過自己一生，而非老想着置業和投機取巧。

祝安好！

從《健全的社會》檢視未來發展

2009-09-05T01:57:00.000-07:00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27 文化．讀書書話 By 哲學人民
2009-09-05

從《健全的社會》檢視未來發展

七月初，英國新經濟基金會發表「快樂星球指數」，香港排名八十四，遠低於一眾「落後」國家。獅子山學會的謝毅認為該基金會像莊子寓言裏的人物那樣，自以為懂得辨別誰更快樂，做法可笑。但正如該學會很多評論一樣，謝氏這文章也犯了不該犯的錯誤。他首先便理解錯了有關指數，以為是單純量化不同地區人民的快樂，再作比較，殊不知它展示的是各地運用自然資源來製造快樂的效率。更可笑者，謝毅一面借「子非魚，焉知魚之樂」的典故來批評基金會自以為是，一面又說「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有錢最快樂」，但按其邏輯，他並非其他人，又怎知道其他港人都像他所想那樣見錢開眼呢？這不是自打嘴巴嗎？

快樂指數調查港人成績欠佳

其實，以快樂指數來評估各地人民的生活質素，並非新鮮事，大規模研究的便有英國萊斯特大學在〇六年公布的全球快樂地圖（World Map of Happiness）。這類調查，總是西北歐或一些相對低度發展的地區名列前茅；香港的成績一般欠佳，本地管治階層最愛仿效的發達國──美國，排名亦很低，與其大國地位毫不相稱。獅子山學會素來反對最低工資、公平競爭法和財富再分配，要求減稅，建議與歐洲福利主義國家的做法背馳。偏偏這些國家長期受人稱許，不就是反證獅子山學會所鼓吹的佛利民思想有違人類的真正需要嗎？作為活躍的論政團體，若不肯承認錯誤，便應針對問題所在，據理反駁。現在，學會中人視若無睹，繼續用一套被金融海嘯證明了徹底失敗的市場至上論分析世情，根本是掩耳盜鈴。同情地了解，這些自由市場的信徒，着眼的是經濟數字，並假設一個地區愈繁榮，人民愈快樂。可這種假設顯然不成立。面對人家用快樂指數提出質疑，他們只能像謝毅那樣批評它太主觀。這種空洞的反駁，只反映他們無知，只懂將主流經濟學的觀點教條化，用封閉的理論詮釋這個複雜又多元的現實世界。

希臘哲人推崇節制的享樂

怎樣無知呢？謝毅或許未聽過古希臘哲學家伊壁鳩魯如何分析快樂，自然更不曉得在《緩慢》一書中，連米蘭昆德拉也援引其獨到見解：只要可以避開痛苦，我們就會快樂。伊壁鳩魯推崇的是謹慎而節制的享樂。若嫌這太難適用於都市人身上，看看佛洛姆的《健全的社會》，會更有啟發性。書中，佛洛姆以心理學知識深入剖析資本主義社會的人為何總是不快樂，根據的是他對人類客觀需求的理解。他認為人須以一種愛的方式來跟他人建立連結關係，這樣才能在感受自己是群體一部分的同時，保有自己的完整性。人亦需要感受到自己是行動和力量的主體，從而產生自我的認同感，感受到他是一個人。但資本主義社會呢？它只會在人與人之間製造敵意和不信賴感，並將人轉變成只會利用他人，為自己利益打算的工具，這更進一步會剝奪他的自我感受，異化為一部機器。主流經濟學假設人們透過消費，透過滿足欲望而獲得快樂。但佛洛姆指出，這種享樂的功用僅是壓抑他對自己不快樂的感覺。人們試着節省時間，又熱切地想把省下來的時間花掉。他們很高興又平安無事地過了一天，卻非歡歡喜喜地迎接新一天的到來。因為，他們感受不到和世界有生產性的關係，自覺是可有可無的小螺絲釘。

需要重新反省價值觀

根據佛洛姆的分析，香港人不快樂很正常。有人馬上會說，社會健不健康是其次，最重要的還是搞好經濟。但搞好經濟，人們依舊不快樂又如何？香港可是一個富裕城市，經濟不應該是其首要難題。她應該以其財富，發展精神文明，提升全民的生活質素。現在仍有這麼多人坎坷過活，中上階層則終日為工作而忙，活在壓力中，精神空虛而疲累，便說明我們一直以來的發展模式有重大缺陷。香港最大的問題其實並非基層市民的競爭力不足。一個敬業樂業的工人或小商販，其對社會的貢獻，難道低於一群靠炒賣所謂金融創新產品而發財的投行高層或大企業ＣＥＯ嗎？前者之所以給人看扁、備受剝削，只因我們的社會文化結構以人工高下，或付得起高昂租金與否來論英雄。主流經濟學論述更大力箝制政府糾正放任市場的錯誤，讓大資本家全方位剝削一般市民，使財富高度集中在少數人身上。早前，中大學生會發表的《告全港市民書》對此已有精闢分析，不贅。總之，在高地價政策的經濟格局下，搞西九也罷，搞六大產業也罷，本質上都只會是地產項目，最大得益者是資本雄厚、號令市場的大財閥大集團，以及一班替其服務的專業人士。中下階層在繳付沉重的變相地產稅後，分享到的好處相當有限。市民生活困頓的老問題根本得不到正視，更難望解決。

倘若想香港發展為一個健全社會，那便需要重新反省我們的價值觀，究竟應該令財富分配得更均勻，抑或繼續事事以促進經濟發展──實際上是大地產商的利益──為先，到頭來貧富懸殊愈來愈嚴重，人活得越來越不快樂。

以哲學玩世，以智慧嫉俗

2009-06-21T22:38:00.000-07:00

哲學是甚麼來的？

這一問，向外有助追尋出哲學於世界的位置和價值，向內有機試探出自己對哲學的感情和關係。內外相觀照，可以更清楚在哲學人生路上進退和取捨之道。

人，總會感到虛無，愛智慧、愛哲學、喜歡深刻思考的人尤甚。倘若妳/你真的明白它，並懂得善用它，虛無於人，也可以是有益的---問題是，現今哲學出現了嚴重的異化、建制化和去人化，變成一些只有圍內人才關心的課題，於個人於世界而言，失去了應有的意義。不是嗎？我們的社會越來越反智，連有識之士和輿論權威，也不求甚解，尋根究底，如非哲學被矮化，被邊緣化，甚或缺了席，還會是甚麼緣故？那哲學圈中人何以視若無睹似的？部分原因想是教研工作太沈重，有心人無暇及乏力兼顧，但更根本的原因可能是：哲學---現時大學分科的模式，生產知識的方法(如寫論文的格式)，以至論功行賞的指標都設限太多，慣用的學術性/邏輯性語言又側重純理性的表達---跟現實的人、人生和人生境況，關係變得很疏離；哲學討論/論文寫作的語言系統又不易理解，遑說給人touching的感覺，哲學的活動範圍自然限於象牙塔少數學系之內---這樣說，當然不是要全盤否定現今哲學工作者對學術和對社會的貢獻。

曾經有一個關注基層權益、唸了個哲學碩士學位回來的朋友跟筆者閒聊，提及某外國學者對Rawls的評語：Political Philosophy without Politics。這不是要貶低Rawls，而是想帶出知識越精越專可能產生之問題。比方說，研究政哲，要掌握前人龐雜而博奧的知識寶庫已極不容易，到鑽探得夠深了，思考的線/進路和可動用的知性資源，便很難跳出自己熟悉的範圍(框框)。再說，政哲的發展，除非跳出象牙塔，否則，還得按學術界對知識的規格和要求，走理論化之路，追求普遍性，崇尚客觀抽離，排拒主觀才是專業；被研究/指涉的對象，總會被客體化(或量化)，剝去了主體性的經驗部分。政治、社會和人的特性、複雜性和辯證性，難以被政哲理論吸納和統攝，難免遭排除或忽視(應否吸統又是另一問題)。經過千錘百鍊，政哲自成一個穩定的、自給自足的知識體系，卻少/不食人間煙火，在現實政治之中，也就失去介入的可能。

是故，除了學院哲學，我們更需要學院以外的哲學(簡單二分只為了方便討論)。前者像純科學，後者像科技產品，是科學的應用，二者互相補足。要哲學用於世、普及化，將其知識變成一種嗜好推而廣之，或變成心靈雞湯般，跟宗教界搶生意並無不可。但更進取更有意義的是，將哲學社運化，像張五常過去二三十載在本地散播市場原教旨主義那樣，把哲學從社會邊緣位置推至中心地帶，扭轉哲學是小眾玩意或不切實際的偏見。那哲學需要甚麼？在批判精神之外，它要有穿透性，觸動到人心，牽動到情感，挑起反思/省，進而追求自我完善的生命/社會；它要有跨越性，足以突破不同學科的藩籬，發揮融會貫通之效，防範/止知識霸權獨大(例如科學管理主義)；它也要有社會性，提供價值層面的思考資源，透過對統治階層和既得利益者的持續批判(例如跨國金融集團對世界各地人民的剝削)，導引社會政策的制定方向，促使文明有更人文更均衡的可持續發展。

但單單如此還未夠，哲學不只屬於理性，也有其感性的部分。畢竟，理性思考本身，需好奇心去推動。人會層層追問下去，是因為他有此種心理訴求或情感衝動。但現時社會有一個大問題：常人那顆求知的心似乎麻木了，對家庭和飯碗以外的事，沒興趣也沒時間去理。(求取知識和跟親朋分享知識的樂趣也就沒有了)是故，推廣哲學除了動人以理，亦要動之以情，而且要是深刻的、高尚的思想感情。這樣哲學便要比現在更能感動人，感化人，讓人有所感知(例如用藝術語言/方法使人有所領/體會)。它自己首先要重視「人」，不止論述和模塑廣義上的人，也得down-to-earth地以人為本，從象牙塔講壇走下來，不再高高在上論斷是非，而是從一般人的角度出發，將理論扣緊現實人生的處境，勾劃宏觀和微觀並重的理想生存圖像，讓人們有共鳴，有內在轉變，有實際行動。

或許妳/你仍會懷疑：一般人真的需要哲學？需要的，只不過，大家被唯利是圖的消費主義洗了腦，誤以為物慾/質是一切，迷頭迷腦地苦苦追尋，但當真正面對自己的時候(通常是失敗挫折時，或到了人到中年苦無出路的心理關口)，人，還是會感到虛無，還是會追問生命意義，尋求心靈上的終極慰藉。這慰藉，不求諸哲學，也求諸宗教。

無疑，這番道理太理想化，可行性存疑。但倘若我們相信西西弗斯，問題便不在於烏托邦會否出現，而在於該往何處尋找那座山，那塊石，那個我。須知道，我們身處的世界，那種荒謬，已非卡繆所能想像。我們談不上害怕/抗拒無止境的徒勞，而是連該為甚麼而去徒勞也不知(這或許是很多人感到苦惱的原因)。是的，除非相信耶和華，否則，我們注定一無所有---嚴格來說，連有無也談不上。我們不知為何/不由自主的來到這世界，經過一輪搞作，然後徹底消失。我們可以有的，可以追求的，勉強算有點意義的，唯有當下，包括當下對過去的記憶片斷(過去真的不是夢?)，以及當下往未來的有限延伸(未來真的會來臨？)。但當下是甚麼一回事呢？它其實是一堆混雜的感覺。所謂生存，不過是感覺的一次長途旅行。所謂人生，不過是一次又一次感覺起伏在質量上的總和。我們可以做的只是盡力讓自己處於所謂快樂/喜悅/舒暢的境地，相當虛無飄渺，但只要未化為烏有(或失去自我意識)，感覺的旅程還是很實在的，我們多少也要為其付出。然而，就算不熟佛理，不曉得叔本華為何許人，憑日常生活經驗，我們還是會知道快樂比痛苦短暫(笑得久牙較會痛)，失去比擁有容易(擁有預設失去)。這是人類的共同命運。在這種殘酷的生存境況下，我們是一樣的可憐，我們應該做和可以做的是相濡以沫，於大自然中，於形形色色的精神/藝術性活動中(簡稱A)，求取僅有的樂趣。偏偏現在的科技文明，誘導/唆使我們無止境地追逐物質享樂(用物質去換取本來可以用A也取得到，甚或取得在質量上都更優勝的愉悅，當然不環保)，更糟糕的是，因物質有限，要滿足無窮物慾，人世間的紛爭劇增，自私、貪婪和醜惡的人性加倍地釋放出來，使得本已不易活得好的人生，更難熬。這不是很可笑，很荒謬嗎？

不少人都說過，哲學(人)要有人文關懷。但這還未夠。若從人類共同命運的角度去想，關懷這回事，始終隔了一重，是從一個他者/旁觀者的身分角度，去向被關懷者伸出同情之手，相當精英，頭上彷彿有一個自我感覺良好的道德光環。當然，我們可以根本地否定這種悲劇性命運，可以沈迷在互相掠奪/殺戮的名利遊戲中直至老死，也可以憑著努力和運氣過獨善其身的安穩生活。但一旦有所悟，開啟了哲學共感之大門，便明白人最值得做的是減少世間不必要的惡/苦痛，而非迷信甚麼有競爭才有進步，結果將損人利己的行為合理化和普及化，自己卻難以心安和心靜。我們和其他人的距離可以大大拉近，心靈彷彿緊密地靠攏起來，小我漸漸擴充為大我(天人合一了乎？)，卻又辯證地保持了一己的主體性和獨特性。哲學的推廣和實踐，在這時候，便不再背負打救世界的英雄主義色彩(連荒謬的英雄也不用當)，而是再普通不過的一種「自利」行為，希望盡一己之綿力使世界變好些，讓同樣被造物主播弄的妳我他，活得自在些(抱著嬉戲心態當做跟造物主開玩笑亦無不可，誰叫祂弄得我們經常哭笑不得)，如此而已。

哲學人民
鄧堅如

當經濟學碰上哲學---論獅子山學會的封閉陳述

2009-06-21T22:07:00.000-07:00

獅子山學會服膺新自由主義，提倡市場有自我糾正的功能，會有效分配資源及很好地為公共利益服務。這種市場原教旨主義思想，自列根時代開始主宰全球的經濟發展。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oseph E. Stiglitz 卻指出，它一直是為某些利益集團服務的政治教條，從來沒有得到經濟學理論和歷史經驗的支持【註1】。金融海嘯爆發，事事唯市場馬首是瞻證明行不通。美國政府打倒昨日的我，全力救市，格林斯平更直認今是而昨非，都狠狠戮破「市場較政府為佳」的神話。事實擺在眼前，獅子山學會作為論政團體，要對自己宣揚的思想負責。一月一日信報社評提出的種種疑問：

首先，自由經濟、政府不干預及由市場自我監管的模式，是否在金融海嘯衝擊下變成明日黃花，而人類的貪婪，是否令自由市場變成弱肉強食、以大欺小的騙局，必須由政府以強力介入干預，以及巨細無遺的監管，方能保障最大多數人的利益？

其次，金融創新到底是促進資本主義發展、令更多投資者可以致富的正道，還是一小撮金融業精英可以借此循環套利、把財富集中在一小撮人手中的玩意？金融創新帶來的金融業蓬勃，是否會令貧富差距更加惡化、沒有資本的草根階層更難翻身？

還有，國際資本的流動，大型金融機構在資本市場的壟斷地位，令發展中國家要時刻提防金融危機，開放市場，令發展中國家享受到資金自由流動的好處，但有些國家即使借助國際資金建立起強大的經濟實力之後，只要國際金融市場有風吹草動，這些國家仍會受到重創，其中南韓是其中一個典型例子；至於其他實力較次的弱國，在國際金融巨頭的操控下，連基本的競爭力也無法維持，貧富懸殊在國際社會也愈來愈明顯。

矢矢中的，他們該針對性回應。若堅持己見，不能老是拉雜空談，要切實論證單靠市場力量處理經濟難題，淨效益最大，而且合乎羅爾斯(John Rawls)的正義原則，能優先保護弱勢基層市民的生計和權益。否則，便要反求諸己，修補自身理論之漏洞。可這個自詡為智庫的組織兩樣都沒幹。連索羅斯等市場人士及克魯明等經濟學翹楚狠批市場太自由太放任，他們也置若罔聞，只是繼續找政府碴兒，批評她介入市場，似乎批評得越多，自己就越正確。用的是一套自圓其說的封閉陳述【註2】，當中不乏無可否證的曖昧言辭和片面展示市場要多好有多好的例子。中心思想是市場至上，政府勿干預。海嘯淹沒全球，他們就和美國極右勢力的口徑一樣，把禍害源頭簡單歸結為美國政府七十年代的扶貧政策。美國政府救市遇阻滯，便馬上「抽水」，斷言她嘗到干預惡果。總之，他們執住「市場好/政府壞」的教條，堅拒承認自由放任的市場有先天缺陷，縱有缺陷，也歸咎於政府。敵我分明，不容中間著墨。這種兩極化的思維，把市場想像成一個個體，再一刀切地斷絕政府和市場有不同形式的合作空間，否定政府可因時制宜，因勢利導，跟市場中人策略性地互動，充分展現這幫人意識形態蓋過理性思辯的論政特色。現在探討該學會一些慣常弊病：

(A)其行政總監王弼反問批評者：「但我們就因此可以定論自由經濟是完全失敗嗎？」【註3】

(B)其經濟研究員黃健明則說：「由於市場主導的經濟制度無法解決經濟周期的問題，不少意見因而理所當然地認為反其道而行—政府加強干預，問題便能迎刃而解。」【註4】

(C)其經濟研究員謝毅亦說：「由於金融海嘯源於美國，而後者一向以資本主義自居，世人因此認定資本主義是今次危機的罪魁禍首，繼而轉投「大政府」的懷抱......」【註5】

在號稱世上經濟最自由的香港，輿論其實集中批評新自由主義所催生的「放任市場」，未聞「政府加強干預，問題便能迎刃而解」此等盲目樂觀或「自由經濟是完全失敗」這種否定資本主義的陋見。獅子山學會反駁這些來歷不明的言論，叫做打稻草人，是一種轉移視線的伎倆，既避開足以令其立場站不住腳的質疑，又可乘機大發議論，批評一些蹩腳的假想敵來塑造自己的權威形像。另一種伎倆是字裡行間的失實誤導。譬如謝毅在《2008年全球往左走》中把各地政府的救市行動貼上「赤化」的標籤，訴諸讀者的恐共心理，彷彿社會主義快要復辟，取代市場經濟。但政府注資問題企業為何不可以是臨時應急措施呢？他就是不講清楚。

其實，「國有化」以至「赤化」的意思，理應給予經濟哲學的解釋，不可濫用。但謝毅等人經常連基本概念也搞不清楚，要他們做好語理分析更加困難。像《重新認識自由市場》一文，謝毅甫開首即說「幾乎所有人都將責任歸咎於市場」，便將「放任市場」和「市場」混為一談。可能他認為市場便是市場，無自由和放任之分。市場自由總是越多越好。只要政府不插手，市場運作自如，縱使出岔子，無形之手終會把事情擺平。金融海嘯的成因，在於美國政府沒依足教科書指示去做。現在更重蹈覆轍。教科書沒錯，佛利民更沒錯。千錯萬錯是政府的錯---若謝毅等人這般認為，便表明他們迷信教科書到了一個罔顧現實的地步，只選擇性地閱讀世界，擷取一些對自己立場有幫助的資料理據來盡情發揮，人家對放任市場的種種有力批評，就充耳不聞，不當一回事。另一個可能是，將讀者視線從聲名狼藉的「放任市場」【註6】轉移至形像較好的「市場」，弄模糊問題的焦點，淡化對前者的批評。明明自己離題，卻反過來嘲諷批評者不諳經濟，要教他們「重新認識自由市場」云云。這叫偷換概念，乃如假包換的詭辯。姑勿論哪種可能，都不是一個時事評論員/組織該犯的錯誤。

過去很長時間，本港經濟順境，新自由主義拿這個現成例子，加上佛利民的生招牌，到處宣揚市場自由為因繁榮為果的經濟學陳述，給予香港的成功故事一種「好使好用」的簡便解釋【註7】。此陳述撇除了殖民地和冷戰時期的獨特歷史脈胳，把多元的、豐富的和環環相扣的現實世界元素，簡化為一種經濟向度，推出一個百搭的、二元對立的及因果關係分明得過分的思考框架---非大市場小政府，即大政府小市場---處理各種社會、經濟及民生議題，結論總是政府介入市場有害無益。它還有兩道板斧：

一，空泛欠實據但容易上口的文宣言辭，例如「有競爭便有進步」(有競爭不能推出有進步)，或「世上沒有免費午餐」(福利和權利如何劃分？援助弱勢社群與否各有社會代價，如何比較？)；

二，大量由美國右派學府及智庫生產的、富意識形態色彩的研究結果【註8】，作為後盾(美港兩地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模式和體質迥異，為何他們的在地研究可原封不動套用在香港身上？有何方法學的根據？他們從來沒有解釋)，再以科學理論的包裝，吸引大批忠實信徒，當其免費宣傳大使。

經過多年推廣，「市場至上」取得指導社會發展的話語權，宰制著特區施政。但它其實有很多想當然的成分，未經推敲，例如：繁榮是否一面倒可取？有沒有限度？有何代價？代價由誰承擔？追求過程中可有違反社會公義？社會公義是否總要為經濟增長而犧牲？此外，甚麼是政府的本質？她要保障的各種社會價值，牟利至上的私人企業(譬如領匯)真的能照顧得更好嗎？所謂「大」市場和「大」政府按何準則來界定和劃分？第三部門又可會是市場以外另一個能有效督促政府做得更好的選擇？市場的信徒對此種種不感興趣，亦不會斟酌各方損益，卻整日拿「市場自由」和「繁榮」做擋箭牌，合理化一切等同剝削的「有錢賺到盡」商業行為。這種劣質思想，充分體現在香港各種關乎全民福祉的政府政策中，產生的惡果是：大資本家可為所欲為，壓榨民脂民膏，掠奪社會及地區的文化資源，使貧富懸殊的程度跟發展中國家看齊，亦嚴重破壞整個城市的多元性和本土性，加劇其人工化、大型商場化及主題公園化。一般市民的生活壓力在惡性競爭中有增無減，工作以外的日子不是愈加困難，便是愈加空洞和貧乏。

獅子山學會如何反駁呢？他們認為貧富懸殊根本不是問題。謝毅曾經以自己為例，說明港人「只要腳踏實地，努力工作，不用多少年，就可進身中產，兼助家人脫貧。」【註9】這顯然犯了以偏概全的謬誤。貧富懸殊涉及社會及人力資源嚴重錯配及發展失衡等複雜問題，不是正常和健康現象，亦不是靠個人努力打拼便輕易解決得了的問題。即使有少數成功例子，但那些失敗的大多數又如何？社會日趨成熟、大財團擴張無道和科技突飛猛進，都大幅裁減庶民的就業機會，過去模式已不可行，否則，政府今年也不會為大學畢業生的前途而憂心。那謝毅他們再怎樣回應？他們會說「透過不斷改進，市場將會愈趨完善，對各方都有利」【註10】。一切不良現象都是暫時性的，市場會自行糾正。但我們憑甚麼相信此講法？他們陳述中的毛病，先前已剖析過，根本不足以支持其立論。事實上，他們從沒有釐清「完善」的意思，使其空洞含糊得有無限的詮釋可能。若情況一直未改善，由於他們沒作出過具體承諾，故仍可厚著臉皮推說時機未到，又或推說是政府干預才令市場失效。總之是死無對證。只要不明確指出怎樣的反例才構成否證，他們永遠可以自圓其說，如同沒設期限的宗教預言一樣，無可驗證，「愈趨完善」永遠不會被推翻。所以，明明隨著金融自由化遍及全球，各地經濟危機急增；明明金融海嘯像一個全球有份參與的大型實驗，測試出自由市場的烏托邦害人不淺，「市場至上」神話破滅；他們還可以開脫。因為，新自由主義是一種「宗教」信仰，不是科學。科學要有被否證的可能。它沒有。

【註1】《新自由主義終結？》2008-07-09 信報
【註2】可參考《李天命的思考藝術》終定本第136頁的《論封閉系統》。
【註3】刊於2008年10月6日信報的《自由經濟錯在你令世界太繁榮》
【註4】刊於2008年11月10日信報的《政府干預無助平穩經濟》
【註5】刊於2008年12月29日信報的《2008年全球往左走》
【註6】金融海嘯的罪魁禍首---一班華爾街投行高層---獲巨額的離職賠償。王弼在《拆解衍生工具陷阱》(2008年9月29日，信報)中，毋視市場賞惡罰善，還認為它在伸張正義。
【註7】華威大學政治經濟學名譽教授Robert Skidelsky在《別了，新古典主義革命》中指出：「除少數天才之外，大多數經濟學家都是配合現狀來為自己的一些臆斷設定框架，然後授予這些臆斷永恒真理的光環。」
【註8】據趙耀華教授在2008年10月29日明報的《反思市場原教旨主義》中引述，克拉克獎得主兼《怪雞經濟學》作者史蒂芬·列維特(Steven Levitt)指出，不少芝加哥學派中人帶著意識形態從事經濟學的研究工作。
【註9】《愛拼才會贏》謝毅 2008年10月29日 AM730
【註10】《自由貿易萬歲》謝毅 2008年11月26日 AM730

作者：哲學人民